▲望城老剧院，在1971年时为长沙市四中分校礼堂。图/红网◀1971年上高中的才聪(作者)。
1972初，我初中毕业，到长沙市四中(周南中学)读高中。周南中学是所百年名校，新中国成立后改称长沙市四中，改革开放又改回周南中学老校名。但我同学中还是习惯称它为“四中”。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前四中是女子中学，后改为男女合校。在1972年，四中仍然校风严谨、教师严格、学生规矩，这些对我的成长影响深远。文、供图/才聪
去四中分校以乘船为主需船费4角，“划子”费5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上学没有升学压力，没有“初升高”考试，当然不分A、B、C、D等。初中毕业生按计划“几个面向”：有人下乡当知青，有人去企业参加工作，有人上高中。升学的就近(类似现在的“学区”)分配就读。长沙市在湘阴白泥湖办有“五七干校”，我父亲和曾是四中校长的陈绥叔叔同为五七干校战友，父亲说起我上学的事，陈绥说四中不错，便写了张条子，让我拿着去学校报到。
当时四中本部在北正街，即今天黄兴北路周南实验中学。四中分校位于长沙县高塘岭区，即现在望城区人民医院和望城影剧院的对面，我要去高塘岭四中分校读高一。
当年从长沙市区到高塘岭，可以乘船、坐车或步行。因为车太少，步行太远，人们以乘船为主。乘船要去沿江大道(今湘江中路)坡子街口的航运码头搭乘“湘阴班”(长沙至湘阴班轮)，途经霞凝、丁字湾两站，再往前就到高塘岭，需耗时半天。可能是河道原因，高塘岭没有设码头，乘客上下轮船，需经“划子”(小木船)接驳。“划子”接驳乘客时，只见“韶山号”客轮高昂船头，掀起波浪，冲着“划子”径直开过来，满载乘客的“划子”迎着客轮划过去，那场面让人有些发怵。这时我往往紧张地屏住呼吸，不敢乱动。“划子”船老大沉着老练地操着船桨，使“划子”避过客轮船头，稳稳地靠上客轮船帮，才能使人松口气。这么一趟，需要船费4角，“划子”费5分。
坐车则要去溁湾镇的湘运(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汽车西站，搭乘每天一班去高塘岭的长途汽车。从市区到高塘岭只有一条窄窄的砂石公路，顺着丘陵田野蜿蜒曲折，汽车会车时只能勉强通过。而车费需要9角，在当时算比较贵了。
从高塘岭回长沙市区，我们还曾步行过。沿着湘江西侧大堤一直往南，渴了去附近农民家讨口水喝，累了就坐在大堤上吹吹河风。三四个小时走到长沙纺织厂(今“裕湘纱厂”牌楼附近)，再搭乘轮渡到沿江大道五一路口的轮渡码头，船费1角5分，比单纯坐船省3角，相当于省下一天伙食费。去年我开车再去望城(高塘岭)，沿着宽阔的雷锋大道向北畅行，半小时就到，我感觉有点恍惚。
学校大礼堂在“乡里”高塘岭显得十分显赫
那时候高塘岭区革委会所在地只有一条百多米长的砂石路，路的北头是高塘岭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往南依次为长沙县人民医院(今望城区人民医院)、四中分校、高塘岭区革委会等。这条砂石路可以说是今天望城区城市建成区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两次设立望城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设立望城县，后来并入长沙县，1977年复设望城县，是为望城区的前身。
四中分校所在的大院很有“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它是原望城县委机关大院，雷锋同志去东北鞍钢工作前曾在这里当通讯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里成为四中分校。大院里唯一两层小楼是办公楼兼做教师宿舍，一个四合院为女生宿舍，教室及男生宿舍合为另一个四合院。男生宿舍窗户大、层高高，铺着实木地板，在那个年代所建的房子里很有档次。学校大院外马路对面是学校大礼堂，砖混结构，大舞台、带楼座，在当时还属于“乡里”的高塘岭，这座建筑十分显赫。如今那座大礼堂还在，就是望城影剧院。如今，长沙县高塘岭区已成为“历史名词”，它逐步演化为长沙市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繁华大都市的组成部分。
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多而杂
在四中分校一年，同学们要干不少“活”。干“活”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我们要么去长沙县农药厂要么去红旗氮肥厂做工，这两个厂是当时长沙县的国营“大厂”。我去的是长沙县农药厂，跟着工人师傅学习烧锅炉。“学农”则不离校，校园里就有稻田，犁田、育秧、插秧、田间管理、拌禾(收割)等全是同学们自己干，而且一干就会，无师自通。没有牛，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伢子妹子人力拉犁，全然不顾肩膀被犁绳勒出一道道血印子，用汗水和辛劳换来丰收。“学军”则随时都有，军号一响，紧急集合是家常便饭。还打起背包，走出校园野营“拉练”(行军)。
读高中当然要“学文”。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的我们没好好念书，高中学习鲁迅杂文感到吃力。教语文的汤正华老师讲授鲁迅杂文“有一套”。上课时他踱过来踱过去，口中念念有词：“鲁迅读着中国几千年历史，读呀读呀，最后这历史只剩下四个字!”此时汤老师专注地盯着课本，仿佛要从中找出点什么，引得同学们也认真地盯着课本在“寻找”。忽然汤老师转过身，写下“仁义道德”四个字，让我们吃了一惊。他接着讲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浓缩成了两个字!”话到此处，汤老师戛然而止，写下“吃人”两个大字，使我们感到震撼。汤老师授课出神入化，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教体育的廖乔甫老师也颇有特点。为了让我们练好正步走，他强调：“走正步时一脚踏下去，要有力!要像‘地拍子’(一种平整土地的工具)拍地一样!”他表扬周姓同学正步走得好，就是个“地拍子”。由此，好给同学起绰号的我们将周同学改称“周地拍”。几十年过去，聚会见了周同学，有人一声“拍哥!”当年的亲切劲儿油然而生。
校园生活艰苦，仅在晚饭后定时供应开水。几个男生约好，用饭碗打开水，小心翼翼端到宿舍，把开水合作一起，轮着洗把热水脸，算是享受。寒冬腊月冷水洗脚，先闭眼，大喊“一、二、三!”憋住气，一下子把脚没入冰凉的水中，刺骨寒意直冲脑门，也是历练。我们苦中有乐，傍晚时分爱去高塘岭小街散散步。在小街唯一的南食铺子买块发饼或茴饼。发饼5分、茴饼6分，各收1两粮票，这被大家称之为“一来一回”。或去小药铺买点桂子油，晚自习时偷偷舔上一点，辣丝丝的“提提神”。
高塘岭一年的分校生活转眼即逝，我们要回到四中本部继续高二的学习。分校生活虽然只有两个学期，同学们在分校学习知识、锻炼体魄、成熟心智，那情那景，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