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大迁徙，巨变四十载
3月1日，长沙火车站，工作人员目送一列动车组驶出车站。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郭立亮 摄
1994年春运期间，在长沙火车站顶着雨雪排队购买车票的农民工。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韩世祺 摄
1985年2月，湘潭汽车站，春运期间乘客排队上长途汽车。 (资料图片) 毛尚文 摄
2月28日，长沙黄花机场安全检查站旅检二大队副队长王熙燕(右一)正在国际安检通道执勤。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梁可庭 寇冠乔
3月1日，为期40天的2019年春运落下帷幕。踏上南下的列车，登上北去的飞机，自驾穿行于畅通的高速路网……在一幅幅流动的春运图景中，2019年湖南春运共迎来送往8877.93万人次旅客。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春运——197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超过了1亿人次。今年春运，这个数据增长至29.8亿人次。40年间，一年一度的春运如同候鸟式大迁徙，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始终向着团圆的方向流动。
车票：从通宵排队到线上抢票
3月的第一天，春运的最后一天。长沙火车站售票大厅，15个售票窗口前分别排着十几人的队伍。靠前的旅客在行李中翻找证件，靠后的旅客低头玩着手机。这不紧不慢的节奏，宣告着一支紧凑的春运乐曲进入了尾声。
“您好，零钱和车票请收好。”在玻璃窗后的票房内，工作不满两年的刘宁坐在电脑前，手指上下翻飞，“舞出”一张张蓝色的车票。
在她身后，售票车间值班员陈丽娜不时走动，为年轻的售票员解决现场问题。25年前，陈丽娜也和刘宁一般年纪，同样坐在这栋售票楼的票房内，从事售票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票房的售票座位两侧是高高的票柜，每个格子里预存着不同方向的车票。陈丽娜售票如同“抓中药”，先取票、印日期，再贴上座位号，打着算盘算票价。
“那时候，铁路运能有限，火车票一票难求。”陈丽娜的记忆中，春运期间的长沙火车站，从早到晚都是乌压压的人头。尤其是春节过后，南下的务工流一拥而上，通宵排队守候在车站。早上打开售票窗口，一股热气涌上玻璃窗，一个售票窗口的孔洞里同时伸进五六只手。一时难以确认车票应该给谁，陈丽娜就往旅客的手背上盖戳标记，找到盖了章的手，再把对应的票递过去。
那时的乡愁，是一张千金难买的车票。“通宵排队”的春运故事一直持续到21世纪。
2012年春运，铁路互联网订票首次推行，突然改变了陈丽娜的工作节奏。彼时，已是武广高铁开通后的第三个春运，旅客更愿去高铁站购票乘高铁出行。
“排队购票的人一天天减少。”陈丽娜最先感受到的变化，是来车站购票的学生旅客减少。
以往春运前期，陈丽娜和车站售票人员会走进省内高校组织现场售票。大学生排队购票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车站售票大厅内的旅客。
自从有了网络订票渠道，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大学生，率先把“抢票”的阵地从车站转移至了网络。通宵排队的守候，转眼间被屏幕前的“捡漏”所取代。尽管春运高峰期仍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购票需求，可近3年湖南春运，通过电话、网络订购火车票的人数已超过八成。
随着人工买票的旅客成倍减少，建站42年的长沙火车站，也在网络时代悄然变化。
担任值班员后，陈丽娜管理着班组内17名售票员，她教给售票员最多的一个词是“服务”。如今，在售票窗口，旅客见到的是一张张微笑的脸庞。在自动售票机旁，一些不会使用网络的农民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购票取票。
去年底，无纸化电子火车票率先在海南推行，旅客无需购票即可“刷脸”乘车。今年起，全国铁路将普遍推广电子火车票，有形的火车票或将成为历史。
售票员的工作会被取代吗?
“不管以后怎么变化，她们现在依然坚守岗位，丝毫没有懈怠。”站在爱徒刘宁身后，陈丽娜的欣赏溢于言表。
旅程：从“人在囧途”到一路坦途
在2010年上映的电影《人在囧途》中，徐峥和王宝强饰演的两位主角，经历了一番春节出行的种种“磨难”。这对于有着40年铁路跑车经历的袁光明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袁光明在长沙客运段当客运员，一到春运就是他准备“上战场”的日子。
彼时的春运，火车是“主角”。春节过后，南下广东的湖南人几乎全涌向了火车。在当时铁路运能不足的情况下，铁路部门用运货的大棚车代替客车运送旅客，俗称“闷罐车”。
闷罐车四周封闭，没有厕所、座椅，只在车厢中间的两侧开有推拉门。为了让旅客挤上火车，袁光明用肩膀顶、用手推。有的旅客背着鸡鸭来了，他就把畜禽赶到最后一节车厢。有的旅客爬上了火车车顶，怎么喊也不愿下来。同旅客们一起挤上车后，袁光明再拿出麻绳绑在推拉门上，以防旅客掉下车。
如厕的木桶放在车头，想在拥挤的车厢内上个厕所并不容易，有的就在车厢内就地解决。
“浑浊的臭味，怎么也忘不了。”袁光明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闷罐车才逐渐退出春运。
1997年，中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提速，首次开行快速列车和“夕发朝至”列车。自此，那一辆辆烙下春运印记的绿皮车，成为了中国人春节回家的标配。
回家的车快了，可回家的路，依然不轻松。
袁光明的记忆中，春运的每一天总有送不完的旅客。列车上，无论是过道还是走廊、厕所，除了人，还是人。为了睡觉，有的旅客睡在行李架上，有的缩在座椅下。最拥挤的时候，人和人前胸贴后背，站着也能睡着，每个人都备受煎熬。要查票时，袁光明根本挪不开脚，一个车厢要查一个小时，效率极低。
那时的旅客，脸上满是疲惫。可无论多狼狈不堪，他们都没有在回家的中途选择撤退。
2012年，中国高铁开始逐步成网，每年春运发送旅客人次平均增长2000万。2014年底，沪昆、京广高铁在长沙交会，湖南人回家的路更快了。
“二十几年前，邵阳到广州要跑1天1夜，去年底怀邵衡铁路开通后，只要3个多小时了。”袁光明感慨。
让家更“近”的，不仅是交通工具的提速，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湖南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6724公里，春运期间自驾出行车辆突破了1亿辆次;全省八大机场开通航线360条，通达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个城市，“打飞的”出门可说走就走。
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回家的路更舒适了。
河南人刘思含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几年放寒假回家，她通常提前在手机下单“高铁外卖”，再拿着身份证“刷脸”进站。坐上高铁，靓丽的乘务员就送来了热腾腾的食物。
在长沙火车站候车室，旅客王馨、王露首次用上了“智能厕所”，看看大屏幕就可提前了解厕位使用情况。
今年春运前，黄花机场在全国首推国际航线全流程“无纸化”乘机服务，飞向澳大利亚的旅客只需带上护照，扫一扫二维码就可通关。
春运，归家，不再只是身体的回家，也有了心灵的放松与宁静。
团圆：从“回家过年”到反向春运
今年走红网络的一部短片《啥是佩奇》中，在外打拼的子女将老家的父母接到城市家中一起热热闹闹过大年，上演了“流动中国”的动情时刻。
2019年春运伊始，这一幕也发生在广东佛山打工的孙长勇和妻子身上。
他们急忙奔往广州南站，去迎接几个月没见的母亲和儿子。
此时，孙桂湘正带着孙子坐在G825次高铁列车上，惬意轻松。除了等待在出站口的亲人，还有初到广东的新鲜感。
“来佛山过年方便，好买票，车上人也不多。”孙桂湘说。
涟源市石马山镇石桥村人刘文涛，今年也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春运。他的目的地不是涟源老家，而是海岛海南。
今年初，刘文涛的弟弟刘江涛，考虑到母亲梁珍身体不适，便提前接她来海口居住。为了让远离家乡的老人也能过上热闹年，刘文涛和大哥大姐一致决定，也带着孩子一起来海南过春节。
这次，刘文涛坐在长沙开往海口的K457次列车上，要待22个小时。虽然旅途漫长，可车内整洁，他感到身心舒适。
像刘文涛这样“反向春运”的旅客，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春节，成为不少80后、90后与父母共度春节的新方式。
今年春运，铁路热门车次的反方向客流，同比增加了9%左右，促进了铁路运力的有效释放。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安全检查站旅检二大队副队长王熙燕，对“反向春运”也深有感受。
近10年春节假期，王熙燕一直坚守岗位，负责旅客安检。早几年春节，许多旅客买不到火车票了，才选择票价更贵的飞机。出国、出境的游客更是屈指可数，黄花机场的国际(地区)安检通道只有两条，国际(地区)航线也只有3条。
“过年了，大家怎么会出去旅游呢?”彼时，王熙燕认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春节的意义，离开故土远行简直难以想象。
近3年来，湖南人春节期间乘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今年春节期间，黄花机场日高峰旅客量达8.4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南下避寒、北上赏雪，从雄伟壮阔的国内景观到风格迥异的异国他乡，乘飞机出游已成为湖南人欢度春节的方式之一。
“这两年，大年三十当天，出境游的旅客成倍增加。”2月4日，除夕当天，十几个出境航班载满游客，从黄花机场飞向悉尼、洛杉矶、伦敦等城市。
而此刻的王熙燕和全体安检人员，正轮岗值班，也在感受不一样的春节。
40年间，春运的方向在变，团圆的方式多了，但无论“正向”或“反向”，始终流动的是“家”与“爱”的初心，是对团圆不尽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