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姗
浙江海宁查家的“二少爷”
以文成名，对于他不是件特别令人吃惊的事。
他根脉好、门风正，出生于浙江海宁文名绵延、人才辈出的书香世家查氏家族，是查家第22代孙。查家在清代“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祖上有查慎行、查伊璜等历代名人，连闺阁女子也能诗能画，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他的父亲查枢卿心地纯厚，受过西洋教育，家里藏书很多，他是在书堆中长大的。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置满两间房子。他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时常钻到其中捉迷藏。日子长了，他随意就能读出几句雕版上的诗词。他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曾在杭州女子学校读书，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字，还会绘画绣花，和他的父亲感情笃深，恩爱有加。
海宁地方不大，但出了新史学的开山巨匠王国维、著名诗人徐志摩等文化名人。他后来回忆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故乡的历史人事后来也频频活跃于他的笔下。
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不过从小读的是新式学校。他曾回忆起自己上小学时，“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他的小说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能以现代手法对传统进行大胆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与他从小接受中西融合的教育滋润分不开。
2000年，《收获》发表他封笔多年后写的一篇怀旧自传体文章《月云》。他以查氏家的二少爷“宜官”的角色，以清丽婉转的笔调抒写童年的自己，也倾吐对小丫头月云这类弱小人物的哀伤之情。文章的最后，这位已名满天下的大作家说：“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有人说，家国奠定了他小说的底色，悲悯决定了小说的高度。这悲悯里的第一笔，为童年的小月云所书。
笔下最好的人是湖南人
1942年冬天，18岁的他来到了湘西泸溪的一个农场。命运将他意外地抛进了这个偏远的美丽边城。
抗战爆发，他成了千里流亡的少年，准备孤身一人去重庆读书，一路辗转到了湘西，盘缠所剩无几，好在当地一位同学带他去了自己哥哥开办的一个农场。他在农场一边干活 一边复习功课，直到1943年初夏才离开。
1945年，他因为第一次办刊失败而正处于困苦之际，正遇上湘西那个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庆，邀请他再去湘西帮助经营农场，还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这当然令他心动。不过他提了一个条件，湘西偏僻，时间长了会寂寞，他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对方爽快应允，他和同学卷起铺盖就走，直到1946年初夏才回到故乡。
湘西时光令他终生回味。1957年，他在香港《大公报》刊发的一篇随笔中回忆：“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他一辈子没有忘记在他困苦时，那些热情的伸过来相扶的手意味着什么。他一次次在他的笔下重温湘西，那不是书本上毫不相关的地名，而是给过他光与热的温暖之地。湖南的风俗习惯也在他的书中留下烙印。《飞狐外传中》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
这还不够。他把笔下最好的人给了湖南人，也把最喜欢的小说家头衔给了湖南人:“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湘西沅陵一带人……”最好的女人，指的则是《飞狐外传》中洞庭湖边的程灵素。他说，这位姑娘相貌并不好看，但很聪明，内在非常美，个性非常好，对爱情很忠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
说起来，其实他和湖南人的缘分来得更早些。
八岁那年，他无意中看到了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从此迷上武侠小说，也成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粉丝。平江不肖生是湖南平江人，他创作的《江湖奇侠传》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根据该书一段故事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风行一时，开中国电影武侠神怪片之先河，也引发了武侠文学的创作热潮。他在上海出版的《红玫瑰》中读到《江湖奇侠传》，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读到连载的平江不肖生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都很入迷。湖南人在他心里播下了武侠小说的种子。抗战中,他和师生们逃至一个叫碧湖的小镇，当时负责守御钱塘江以南一线的就是湖南部队，师长是湖南宁乡人，两个儿子都在碧湖读书，跟他是同学，还带他去部队看操练。湖南士兵们打仗英勇，他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正在长身体也在长灵魂的年纪里，他身处战火动乱的人世间，汲取到湖湘之地的豪杰之气，人间真情。他的家国底色里，调着一笔浓郁的湖南人的生命精神与气质。
在千年书院， 他找到了浙江与湖南的共通点
2000年9月24日，岳麓书院的“千年论坛”，迎来了76岁的他。
他谦虚，低调，称自己坐在那里有点“战战兢兢”，也开玩笑：他的好朋友黄永玉到这里讲过，“他讲得，我也讲得。” 他们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黄永玉称他很可爱，很温和，也是很有魄力的人，觉得他最后变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可惜了。
他可不可惜?他的武侠小说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此时，距1984年大陆第一次出版他的《书剑恩仇录》已过去了16年。1972年他已封笔不再写小说，但他的小说畅销30多年后，内地读者才惊喜地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全部武侠小说在大陆全部出齐，到1992年，他的作品的总印数已经高达478.8万册，至于疯狂盗印的数量，已难以计数。
数十年来，人们对其小说的雅俗之辩纷纷纭纭。但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节点上，人们最不能忘怀伴随第一波开放春风吹进内地的他和他的作品所标记的那个时代。他笔下种种人性与世事的复杂多变给习惯了非黑即白二元世界观的国人以巨大的冲击，诚如评论者所说，“它就像是一根撬棒，撬开了个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
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曾经回忆，当年他正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学生告诉他，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一个叫“金庸”的作家，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他的小说看，并公认其作品比他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钱理群一开始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夸大其辞的青春阅读兴趣，但当他在苦闷中拿起金庸的小说后，却发现自己再也放不下了。《倚天屠龙记》中那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让他“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他将这句话抄下来寄给他的一名研究生，但巧的是，这名年轻的研究生也想到了这句话，并且把它抄在墙上。“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
“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视而不见，摒弃在外吗?”在2007年的杭州大学金庸论坛上，钱理群如是发问。他的愿望，则是“希望死后一百年，两百年，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就很满意了。”而早在1989年，《纽约时报》就曾这样评价他：“对中国读者来说，金庸就像是一个人构成的文学运动，与其说他是一位作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学类型。”
2018年10月30日下午，94岁的他含笑而逝。湖湘山水有灵，记得千禧年的那个朗朗秋天，以正好的秋日阳光送他归根。
18年前在岳麓书院，他以温软的浙江口音缓缓开讲。他谈湖南的学术传统、浙东学派，认为湖湘文化与浙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就是“实用”：“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不是就专门做学问。”
浙江与湖南，一个是其生命之根本源泉，一个是其生命之重要驿站，他找到了彼此文化的共通点。而在百年中国白话文学史及新闻史的地图上，他的出现和离去，都将有更多的意味深长。
人物档案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嘉兴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