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取兵
在我的老家，杂屋的墙壁上挂着一杆秤。细长的木质秤杆，一头粗，一头细，两头包着澄黄的铜皮。秤杆上镶有金属点，称为准星，又叫秤花。杆的顶端还有一根弯弯的铁钩，可以挂起需要称重的物体。杆的下方，悬挂着铁皮秤盘，杆上有小而重的秤砣。它挂在墙壁上，依旧干净瓷实。如今在大街上商场菜场内多是电子秤，这样的秤已经很难见到了。
这是一把普通的老式秤，却是一把有故事的秤，它见证了母亲的晚年生活。
我的父母均是乡镇企业的工人。父亲是铁匠，打了一辈子锄头、刀、耙等农具，一身的火星味;母亲编制草帽，踩了几十年缝纫机，不晓得有多少顶草帽从她的手中出来，成为农民的遮阳伞。母亲的青春密密匝匝地缝进了一顶又一顶朴素的草帽，为人遮阳挡雨。
人生的痛有很多种，肉体的痛，心理的痛，还有一种叫下岗的痛，深深地烙进了母亲的脸颊，当然也有一种叫坚韧的精神刻进了母亲的风骨。1994年母亲工作的乡镇企业如一条百足虫静静地僵立在古镇一隅了，喧哗的缝纫声消失了，却亘久地在母亲的脑海中唱响。母亲下岗了。我听到过母亲在夜半时分的长长叹息，足以把天上闪烁的星子敲落。
母亲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她要摆一个水果摊。她的脸上分明露出羞涩如处子般的笑。我很惊讶，母亲不识字，母亲的心地太善良。但母亲的决定什么也无法阻挡。有一段时间，母亲在家里反复练习秤东西，厨房里的茄子、土豆，成了她最好的道具。然后就是算账。一遍遍的，自言自语。
一辈子没做过生意的母亲终于走上街头摆了一个小水果摊，就在她曾经工作了一辈子的草帽厂大门口。母亲真真切切地坐在古镇繁华街头的一隅，一把老式杆秤，两张桌子上摆满了嫣红的苹果、黄黄的香蕉，还有乡下质朴的桃子、李子。这便是她生意的全部。
我曾经悄悄走过母亲与她相守的水果摊。母亲宁静地坐在芳香四溢的水果摊旁，脸上的表情静静的，却隐藏着无数的波澜不惊，眼睛平和地注视着大街上匆匆的行人。只要有人驻足摊前，母亲脸上旋即涌满了我熟悉的笑容，溢出的是慈爱是温暖。给每一个顾客称水果，母亲示意顾客看秤杆，她单手举秤，让它保持平衡停驻在半空很久。每一次母亲总是把秤杆翘得高高的。母亲说，薄利多销。
母亲忙着早出晚归。最让母亲兴奋的那一刻是在傍晚归来的算账。母亲打开一只盛钱的旧洋铁筒，倒出一小堆细碎的角票零钱。灯光下，母亲很仔细地一张张把角票抚平，又分门别类地用橡皮筋扎好，再一下一下地清点，一分一毛一元细数，计算今天的收成。不时静下来细想，那是母亲在进行最为简单的加减法。但对于母亲而言，却是那么的繁杂而艰难，母亲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睁眼瞎”，后来参加扫盲班，学了一点简单的加减乘除法。这样重复数遍后，母亲终于长长地地嘘了一口气。我知道母亲今天小有收获了。我有时故意地询问，母亲微微一笑:今天挣了十二块六毛钱。言罢，脸上洋溢的笑里有丝丝满足。
我至今很清晰地记得，朦胧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背影，如一幅画，一幅题目叫《母亲》的水墨画。这一幕至今定格在我脑海，让我的眼眶总是一遍遍地湿润，也让我知道了母亲一生的艰难和劳作。
几年来，风里来，雨里去。母亲就靠这个水果摊养活自己，有时还要救济我们兄弟。如今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父母到了退休的年龄，劳累了一辈子，是该享福的光阴了。父母想，一个月总能拿个二三百元钱吧，吃饭的钱还是够了。可是，当他们退下来时，却没有分文退休金，乡镇企业没有交社会保险，不能办退休。我看到父母的神色好像一夜之间就苍老了，头发显得更加花白。
2006年，母亲突然告诉说，有一个好消息。我一愣，什么喜事呢?母亲好久没有这样兴奋过。她说，上面有新政策，乡镇企业工人可以办社保，你到劳动局打听一下。我到劳动局咨询，果然是有，并告诉我们如何办理手续。很快，父母亲就办妥了退休手续，真正成为了退休工人。
当我把退休工资本交给母亲时，母亲的手颤抖了半天，我知道，母亲这是高兴。母亲脸上的笑容如一朵绽开的菊花。母亲领取第一个月工资，就打电话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回家聚餐。母亲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我也有退休工资了。”她还正式宣布，不再上街摆水果摊了。
那天正是仲春，阳光温暖地照耀着，院子里的橘树开满了一身洁白的花，香气扑鼻。
时光真快，父母亲已经是八十高寿的老人了，两个人每个月可以领取近2000元钱的退休金，不为粮油忧虑，不为生活担忧，生病了有医保。他们身体结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坦。
那把曾经温暖母亲生活的杆秤也退居二线了，安静地挂在墙壁上，不时被母亲取下来擦拭干净，不沾一点灰尘。我想，这里有母亲的痛，也有母亲对岁月的怀恋，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