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文化气息

2018-10-12 08:39:50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陈越光] [编辑:夏博]
字体:【

陈越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著名的三大文化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当时我和汤一介先生认得,不太熟,我对文化书院也不够了解,于是我分别找了我比较熟悉的孙长江、庞朴、李泽厚先生商量,他们一致赞同。孙公、庞公都在书院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就直接与汤先生商定此事。这样,我和汤先生面谈后,1991年8月28日汤先生带我去季羡林先生家面谈,第二天书院院务委员会执委会上就决定我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副院长,负责书院日常工作。这一任职持续至今,在我的事业天地和感情世界里,都留下了浓郁的笔墨,我对汤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始终怀有致敬之意和感恩之心。

然而,要来写中国文化书院,却需要尽可能和感情保持距离。

如何评价中国文化书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潮中的作用和位置?2014年12月,在举办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庆典时,我做过一个视频致辞,我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

我想,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恰当的。

2014年秋,我编辑整理的《几度东风,几度飞花——汤一介先生谈中国文化书院》全文在中国文化书院30周年纪念册刊出。汤先生无意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汤先生在回忆1988年秋至1989年秋书院内部的分裂事件时说,“反正那些材料都还在书院的铁皮柜里”。于是我打开了那个铁皮柜。这里有二百多个档案袋,没有编号,没有分类,从未有人一一打开整理过。我非常庆幸它们的原始状态,只要有过当事人整理,就会有意无意地在取舍中失去部分真实。

此后两年多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这个两米高铁柜里的二百多个档案袋,常常是一天10个小时,完成了这本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书院历史档案资料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所以,我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几千份档案资料的整理中。

在这里,不得不特别提到一个人,刘若邻女士。2016年5月办完退休手续的她,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财务总监。书院的档案资料记载,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1988年2月从北京市化工总公司财务室调入中国文化书院任会计,时年26岁。她在书院的高峰期进入书院,但在书院陷入困境时依然坚守,一晃28年,青丝成白发。档案文件保管本非会计的职责,但在很长时期中,书院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只有她一人,她就把这些文件袋视若她的财务账本,28年里,书院搬家八次,一次一次地打捆装运,一次一次地解绳装柜,“一个也不能少”。她从来不去掂量这些文件有用没用,值不值得她如此费力,她只是守护。我在写作此书时常常想,中国文化书院真该感谢刘若邻,用“感谢”都太轻了,应该用“致敬”!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份个案研究,是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是主要以团体内部档案为据、观察团体内部事务为主的个案研究。

所以,本书的特点为:还原中国文化书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人与事,重当时文字资料(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不以当事人记忆为基础);重事件过程(以重现历史过程为重点而不以诠释和评论历史为重点);重内部观察(以所研究个案的内部事务为焦点而不以该团体与外部事件的互动为观察焦点)。

本书在对资料的处理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对当事人的访谈记录为辅;文字资料中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的记录,优先级越高;对所有资料尽可能互相验证,并以事件展开的逻辑来验证。

本书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所涉人物处事之是非曲直评判,均严格限定在当时当事,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范围之内。

上世纪八十年代乃风起云涌之时代,多的是朝东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嚣一时的事件,多的是慷慨悲歌的壮士,中国文化书院只是洪流之一舟,迎风踏浪于其间。然而,本书注重于书院内部事件和关系之观察来透视时代背景,非从大时代大事件的角度审视其中之一书院,着眼于细枝末节在所难免。

最后,我必须表达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每一位学者、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由衷敬意,你们那一段的人生经历,不仅仅只是你们个人的记忆,它还属于国家和时代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曾主持“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致力于中西跨文化交流事业。《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 陈越光 著 三联书店出版)

今日热点
焦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