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是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的诞辰。今年是他98岁冥寿，他去世整整10周年了。
1950年，30岁的彭燕郊由北京南下长沙，再也没有离开过湖南。无论怎样的动荡沉浮，他始终将自己彻底交付于诗与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58载湖湘春秋，被炽热而纯粹的、殉道般的诗歌激情与信仰浸透着，支撑着，并未随着诗人的离去而枯萎。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岁月依然青葱丰盈、亮堂庄严，如华枝春满，皎皎明月朗然在天。
微雪中的岳麓书院，初闻彭燕郊
2000年元旦，我去岳麓书院采访研究员、诗人江堤，完成一个关于千禧年与千年书院的报道。午后飘起了小雪，我们坐在古朴的小办公室里说着话，江堤忽然提到彭燕郊这个名字：“你一定要去采访他。”原本一直笑眯眯的江堤说起“彭燕郊”时，突然收敛神情，似乎是极小心地搬出一件收藏于心、分量极重的珍宝。
过几天，我请熟识彭燕郊先生的旭东兄带我去采访。原来，我家离他的住处只隔了一条马路。走进省博物馆大门，左拐上一个斜坡，在一棵大樟树下再左拐数米，迈过几步小台阶，就能望见诗人的家门。
小屋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简陋朴素。满屋子书柜，满柜子书。书太多太重，书柜的木板甚至被压弯。有的书柜腿瘸了，用几块砖头垫起来……
当时80岁的彭先生面容清瘦，神情舒展，坐在深褐色的旧沙发上，微微昂着头，带着似乎要倾听这个世界秘语的神情，笑起来则像个天真的大孩子。采访中，他的思维敏捷而开放，谈锋颇健，站得高看得远。
那张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旭东兄带上摄影记者又去了小屋，准备为彭燕郊先生做一个专访。
彭先生特意换上了一件细条纹的浅灰色西装，刮了脸，下巴上不小心还刮破了一点皮。那天天气很好，小屋温暖而灿烂，阳光从门前的窗口照进来，照见坐在窗前一张小书桌前的彭燕郊，清瘦而精神的脸亮堂堂的，他的笑声也仿佛闪着光，被暖意的春风送出很远。
那天我们还翻拍了墙上醒目位置的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彭燕郊穿着白衬衣和笔挺的西裤，披一件开衫，和一头短发的夫人张兰馨并肩站在山岗上眺望远方。风吹得彭先生的头发向上扬起来，吹得彭夫人的衣裙像鼓起的帆。那是刚到长沙的彭燕郊夫妇留下的一张意气风发的合影。
彭燕郊10多岁参加新四军，在严酷与苦难中，淬炼成颇有影响的“七月派”诗人，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担任《光明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50年5月彭燕郊南下长沙，成为湖南大学深受学生喜爱的“王牌教授”。这张照片留下的，是彭燕郊夫妇最珍贵的瞬间。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生活一如岳麓山上红艳艳的秋之浆果，有着历经风霜之后的甜美。没想到5年后他因“胡风案”被带走，关押21个月;接下来，是长达23年的底层生活：失去公职，在街道工厂当翻砂工、油漆工……
如今每次登岳麓山，我都会想起那张黑白照。
铁树，虎耳草，探过肩头的粉红月季花
我时常下班后顺路捎带些报纸、图书去小屋，陪两位老人聊聊天。
小屋门前是一大片空地，也长着一株高大的樟树。总觉得斜坡前那棵樟树与屋门前这棵樟树也成了熟悉的老朋友，有一种温暖的心安。
彭燕郊夫妇喜欢花草，用大大小小各式花盆种了不少。两三株铁树不过是瘦瘦的几杆叶子，斜刺着挺出去，颇有一种凛然。还有一盆矮小的绿植，一簇簇椭圆的小绿叶上交织着几道浅白，叫不上名字。有一次我特意问先生，他笑着说，这是虎耳草，特意补充：“就是沈从文《边城》里写的虎耳草呢。”此后，每读《边城》，读到虎耳草，我会想起那天先生的笑容。
小屋门前，还种了几株月季花，枝条抽得颇高，一看就是没经过修剪的“自由派”。有一次，我和旭东兄一起去小屋，同行的摄影家朋友抢拍了一张照片。我们三人坐在小屋门前不知聊到什么话题，都笑得很开心。彭先生的笑容更是灿烂，一朵粉红的月季花从他的肩后探过头来，像是特别为先生打开一个粉红的麦克风。人们都说花也是灵性的，懂得爱它的人的深情，它要特别将先生的笑声放大，为我们永恒地留下他那一刻的响亮与畅快吧。
年过八旬的彭燕郊像年轻人一样保持着对新鲜世界的好奇心，乐此不疲地和朋友们聊天。我其实是个不太喜欢串门的人，却是大樟树下小屋的常客。那时，我偷偷写了一些不成型的小说片断。我向来对自己的文字很不自信，羞于示人，有一天突然有了勇气，带一大叠稿子跑去小屋请先生指教。先生自然是鼓励的，还就其中一篇提了具体的建议，要我好好修改，投到有影响的杂志去。过了几天，我接到电话，先生读到我写的一篇关于杜甫与湖南的文章，特意为我复印了一套关于杜甫的资料，还送我两撂已捆好的图书，一套《傅雷译巴尔扎克名作集》，一套《茨威格文集》。
这两套书至今仍放在我书柜中最醒目的位置，一抬眼就能看到。这是彭先生对我的点拨和鞭策。
当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能随时去小屋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多么珍贵。我浪费了先生多少宝贵的时间，他可是一个连做梦都在写诗的人呀。那株粉红的月季花，也许是要提醒我呢……
“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
从岳麓山脚下一直到湖南省博物馆，彭燕郊走到哪里，就会把诗歌和美带到哪里。似乎他的家有一种神奇的文化魔力，吸引着那些热爱诗或做着不一样梦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1979年，重获自由的彭燕郊赴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先生回忆：“每天晚饭后，少则五六位，多到十一二位，都喜欢到我这里来，来得早些，就一起到屋后的北山散步，来得晚些，就聊天直到要就寝时才告辞。”
北山，是我熟悉的小山坡。我曾在湘大求学四年，入校时先生已退休定居长沙，无缘亲睹当年先生的风采。那时，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井喷期，写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品。他还以极高的热情，倡议并策划主编《诗苑译林》丛书，从1983年至1992年出版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冰心、郑振铎、施蛰存等大批翻译名家齐聚丛书之中，被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这为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关键的参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诗的构成与格局。
从岳麓山下到北山脚下，那些当年和彭燕郊一起散步、聊天，陪着他去各地访友组稿的年轻学生，今天已成为全国诗歌界、新闻出版界等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彭燕郊是永远的精神导师，是关于诗、关于爱、关于美的启蒙者。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振声所说：“彭燕郊对后辈特别地亲近。他的家里像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样，后辈包括年轻的学者川流不息。这种薪火相传的情景，非常温暖，也最感人。不带任何世俗功利，就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一种人格的吸引，一种相互的打开、照亮、提升。”
他像一枝被青春朝霞托举着的荷
2007年5月26日，又一个草木青翠的春天。彭燕郊回到湘潭大学校园，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彭燕郊诗文集》在这里举办首发式，也成了彭燕郊与他的诗友和学生们最后一次大聚会。
他仍像坐在小屋里的木沙发上一样，微微昂着头，身子稍稍向前，倾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嘉宾们发言，倾听湘大旋梯诗社的学子们朗诵他的诗歌。旋梯诗社，是近30年前他开风气之先为这座校园里爱诗的年轻学子们办起来的，并以他的诗歌《旋梯》命名……
报告厅里坐得满满的，四周都是青春的闪亮面容，我特意坐到最后一排，远远地看着主席台上微昂着头的彭先生，恍觉此刻的他就像一枝被五月的清风、被青春的朝霞托举着的荷，一枝修出了莲子般清苦而圆润诗心的荷。那些鲜活的诗句星星一样闪着光，摇曳着、晃悠着从书本里跳出来，从窗外的芭蕉叶上涌进来，悄悄攀上他的肩膀，花朵般盛开在他的胸前。它们都是诗人一辈子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花与果。
对于命运多舛、多次罹无妄之灾的诗人，诗歌是他自我救赎与超越的唯一。66岁时，他几乎以生命为代价创作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十年后，他创作出长诗《生生：五位一体》，编选诗文集时，86岁的他竟在两个星期内重写这首长诗，改为《生生：多位一体》，将诗由400多行扩展到700多行，创下了中国诗歌写作的奇迹。在彭燕郊命名为“蹇斋”的小屋里，他的诗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中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带着诗人的呼吸、体温、睡梦中的颤动，也落满了小屋里亮到深夜的灯影，飘荡着窗前一片片樟树叶的清香……
樟树下的小屋，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世间确乎有这样一种纯粹强大的精神力量，火炬一样可以传递，热烈而深沉;繁星一样，可以仰望，辽阔浩瀚，没有边际;春风一样，可以感发、召唤出莫大的也许不自知的力量。
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美的种子
“诗歌是我的第一生命。我无法想象没有诗歌的生命会怎么样。我随时觉得我写得不够，写诗时我仿佛看见眼前有一首很美很好的诗，但写下来却不是那么理想。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改。我出身一个大家族，周围的环境黑暗腐烂，我从诗里寻找到一种特别的力量抵御这一切。是诗歌让我觉得生命仍有意义。真正的诗歌是现实的折射，生命的歌唱。这是我一生的创作追求，从来没有改变。真正的诗人也应当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人。一个人如果是真的就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是香的，人家怎么臭你也是香的，是臭的硬要说香也不行。所有的苦难、污蔑、冤屈都会过去，永远存在的是你的作品，你的信念、你的理想都在其中。选择了艺术，就意味着一种献身。这一生我问心无愧。”
这是2000年春天，我初见彭燕郊先生时，他谈到自己时所说的话，记录在我写的《诗·人》一文中。18年后重读这一段话，我惊觉，第一次面见他时，他就如此坦诚、如此真切地夫子自道，为自己画了这一幅灵魂肖像。“这一生我问心无愧”这八个响当当的字，我也是要到18年后重读，才读出它的金石之音，读出那份深沉坚毅、不可辱没的生命尊严。
我常想，彭燕郊先生的58年湖湘岁月，对于湖南诗歌、文学和文化意味着什么呢?湖南是有着深厚诗歌底蕴的热土，屈原行吟湘楚大地，开创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有着诗人、大学教授、出版家、民间文学研究者等多重身份的彭燕郊先生，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美的种子，将如何影响汉语诗歌的未来风景呢?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