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是艺术的先行者、文学的祖师爷，站在他的时空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在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空间从事文学开拓。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日心说”尚未发现，美洲大陆无人知晓，意大利语还不是一种文学语言，法国人不知道法国文学的存在，至于德国文豪歌德的祖先，别说文学，他们的贵族都没学会用杯盘吃饭。
单就长篇小说而论，罗贯中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始祖，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人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比《三国演义》出现更早。文学不同于科学，最早的往往是最好的，或至少是不可超越的。荷马史诗及古希腊悲剧、中国的《诗经》和《楚辞》、但丁的《神曲》等等，都是经典范例，《三国演义》亦然。原因在于，文学世界的拓荒者不像继承者那样有经验可借鉴、教训可吸取，但他同样没有后继者的种种顾虑，他独自迈向一个洪荒世界，举目皆是新鲜，抬腿即是开拓，创造与惊奇时时与他相随。他们是最早给人类带来文学光亮、给生命赋予意义的人，是盗取文学天火的人，他们的成功令人惊奇，他们的失误——如果有的话——有时也价值连城。
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距今人已逾六百年;他笔下的汉末三国人物，距他写作时则有一千多年。记住这点很重要，因为粗心后人有时会笼统地用一个名词“古人”，将不同时代的前人大而化之，好像他们不配拥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其实，在不少地方，我们与罗贯中的差异，并不小于罗贯中与曹操、刘备等人的差异。《三国演义》属于通俗文学(该书最早的名称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通俗文学，作者必然会以元末明初的读者为对象，照顾他们的阅读偏好及市井趣味。于是，随着时光荏苒，现代读者多了一层障碍，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两种不同年代的“古代”：真实的汉末三国人物，及元末明初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国英雄。这并不容易。
《三国演义》是否需要借助评点类文字?诚实的回答是：不需要。小说原是一部具有高度自足性、完备性的作品，评点文字——无论写得精彩还是蹩脚——都既不会增加她的光华，也不会贬低她的价值。
那么，评点《三国演义》是否就算多此一举?倒也未必。
首先，今人读到的《三国演义》，已非罗贯中的原璧。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清代评注家毛伦、毛宗岗父子编次审定的。这对缺乏现代著作权意识的清代父子，对原著做了不少涂饰增删。较能信守笔墨中立的罗贯中，在小说里常称曹操为“曹公”，而毛氏父子只要可能，就对这声“曹公”格杀勿论，同时偷偷地把原文中的“刘备”或“玄德”改成满怀敬意的“刘皇叔”“先主”，以强化小说的“政治正确”。
其次，《三国演义》是一部与正史高度相关的小说，书中不少段落可以当历史书读。一名熟悉史籍的读者，会从中直接读到《三国志》《后汉书》《晋书》中的内容。同时，作者又会神鬼不觉地穿插大量虚构，其中甚至不乏这类虚构，它与正史所述正好相反。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责作者“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那么，对那些误将《三国演义》当成信史的读者，知道哪些属于虚构，或也不无裨益。
又，《三国演义》结构繁复，规制宏阔，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从未有另一部篇幅相仿的小说，具有如此浩大的容量。如此，它难免有浓缩过度的倾向，包括故事、人物的密度过大(有名有姓的人物，竟逾1200人，其中个别还是重名，如张温)，即使最强的三国迷，也未必记得全所有人名。既然如此，我辈适度点评，或也有缓冲之功，使读者不至晕眩在海量人物里。
另，《三国演义》所述时代，正值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的东汉帝国恰与地中海周边的古罗马帝国并峙。也许，适度了解同期及稍早些的古罗马、古希腊人的若干事例，也不无趣味。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但至少可以为我们眼前这块美玉增加几件挂饰。
基于上述因素，使得评点《三国演义》成为可能，并多少显出必要性。重申一下，这份必要性无损于小说的完整。面对这部伟大小说，我不奢望任何锦上添花之举，我只希望自己的评点文字，能多少增加些阅读兴味。
出于对现代思考型读者的尊重，小说里大量一望即知的优秀之处，我就不模仿前贤，频频点赞了。若不加节制地喝彩，即使面前放着三块案板，也会一一拍坏。我以为，让读者安静地感受原作魅力，也是评点者的义务。同样出于这份尊重，对书中若干存疑之处，我会直率地表达意见，供读者斟酌、参考。深明大义的读者想必知道，此事不宜按“唐突前贤”论处。
当我评点时，我把自己设定为文字侍者，在读者需要之际，给他添一杯酒，续一点茶，夹一口菜。最高的奢望，则是与想象中的读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舍此，别无他求。
(《周泽雄新批三国演义》 周泽雄 著 岳麓书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