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识广、有胆有识，自然为人所向往;博闻强识、才高识远，更是受人所尊重。正常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知识、明白更多道理、具备更强辨别能力，希望与“识”有缘、同“识”结伴。
然而，“识”不是想有就有，不会从天而降。“识”的具备需要另一个谐音的 “实”字的陪伴与相随。
“识”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能力与境界，“实”是合符客观情况的为人做事和务实作风。“识”的形成，尤其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客观规律的掌控，是万万不能离开“实”的保障的。
在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明白“实”与“识”的关系，成天盼望自己有学识、长见识，具备判断和处理事物的高超水平，但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却不愿意在“实”字上下功夫、花气力。他们要么死板教条，不是唯上，就是唯书，或唯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从来不明察客观的实际情形，不搞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要么就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搞大而概之、笼而统之;要么就是道听途说，不是以偏概全，就是以讹传讹。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又有一些人把提高自己“识”的水平寄希望于“打打电话，翻翻网页，发发微信，看看短信”，习惯于用碎片化的信息来代替实地查看和调查研究。
诸如此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实”促“识”，即便有所“识”，也必然是肤浅之识、片面之识、短见之识。如果这样的人一旦连上了一官半职和公共事务，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不小。那些不注重从第一线掌握情况、产生办法、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而热衷于“合理想象，正常推理”的做法，是最可怕的。这些年来，那些因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而被追究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多半就是一些无“实”而自以为有“识”之徒。
毛泽东是“实”与“识”关系践行的典范。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总是在不同时段根据不同情形作出最佳判断。1927年1月至2月，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论断。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形成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的真知灼见。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他在总结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写就了《论持久战》，发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的正确号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针对即将爆发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敌强我弱和部分党内同志的畏惧心理，他有理有据地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惊世骇俗之见。他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是通过他“实”的功夫所提炼的。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王明，自以为才识过人，却无视“实”与“识”的关系，不注重“实”的作风打造，不注重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征程中搞了不少瞎指挥，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许多损失和灾难。从将毛泽东与王明的对比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有“实”之“识”方可为真理，无“实”之“识”必然是谬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是“识”的来源和基础，也是“识”的提升之动力和“识”的最终之目的，“实”对“识”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作者 石川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