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世事如何，做一个挺拔的人
——朱健先生印象记
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1923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沙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等职。“文革”后参与《辞源》修订，1978年底进入潇湘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和创作。离休后在《读书》杂志发表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著有《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朱健诗选》《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书。
肖欣
我觉得在密密的时光隧道里走了一回
长沙城东，沿东塘立交桥下一处小斜坡往上走一段，再右拐，就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老院子里。朱健先生的家就在这座老院子里。老先生坐在里屋他那把大大的按摩椅上，和我讲他的故事。
先生精神颇好，能坐在椅子上和我连续聊上两三个小时，腰杆还挺得笔直。只是听力不太好，我们两个人说是聊天，其实差不多是扯开嗓子在喊。朱健记忆力不错，虽然他也常常遗憾地面对我的问题摇摇头：不记得了。但有时，他又会笑眯眯地补充一句，告诉我可以去看他写的这篇那篇文章，或者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过来。
我特别喜欢听朱健说起他的童年，说起山东郓城那个叫杨村的小村庄。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一个非常清秀、俊美的小男孩，在高粱地里跑来跑去;坐在大庙的四大金刚像下面，咿咿呀呀地背“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躲进村口大槐树的树洞里，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
先生离家很早，后来只回过一次家，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我有时会想，命运真是奇妙，它要拐过多少道湾，淌过多少条河，才让我有缘和这位年过九旬、祖籍山东的老先生面对面，听他津津有味地回忆起遥远的童年呢?人生若有初见，真愿做先生童年的玩伴，和他一起打着用猪蹄角做成的灯笼，在大院子里疯玩疯闹地过大年;真愿做先生千里流亡的学友，和他一起日行百里，过黄河下巴山，一路向西、出塞……
因为种种琐碎事务的羁绊，这场为他所做的口述记录一直持续了一年。在先生的小屋子里，我听到过窗外树上夏蝉的鸣叫，见过门前小花园里春天粉红的蔷薇盛开，斜坡上探出墙头的石榴花由盛而衰，满壁的爬山虎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每次走进走出小屋子，先生所讲的遥远的人与事在脑海中晃来荡去，我总觉得在密密的时光隧道里走了一回，眼前四季景物的变化似乎也格外惊心，也格外令我安然。
后半生回归文化，在平常中做不平常之事
朱健不满二十即以长诗《骆驼与星》获得胡风青睐，成为一鸣惊人的青年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本来仕途顺利的他又因胡风获罪，历经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晚年他终于回归自我，回归文化。
现在，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思维活跃，常常上网浏览天下大事，绝不固步自封，采访时我们常谈到知识界热门的各派思潮，先生看问题有与常人不同的角度与观点，叫人意外，叫人耳目一新。
朱健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个人档案。他是极富思考力与洞察力的文化老人，看历史看人生都颇具慧眼，他的身上，有多少真知灼见可以去挖掘呵。我庆幸有缘走进朱健先生和他的岁月之影，如此近距离地、长时间地感受到一位文化老人的充沛生命能量、强大精神气场，其为人处世之心得亦给我颇多启发。
朱健一生经历动荡而复杂的历史风云，但无论得意失意，皆能随遇而安，泰然处之。“文革”中被拉上大卡车挂牌子游街，他靠着车栏打盹。这份遇变不惊，颇叫人想起他身上山东人的胆魄。先生在那个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年代里，保全了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家庭的完整，冥冥中如有上天眷顾，是人生的大福气。
他的低调朴素里，也藏着非常敏锐、犀利而又稳健的一面。他敢言敢做，但绝不脱离实际空谈玄谈，而是实事求是，客观理性。我曾以为先生在“文革”中也有苦情悲史，但他实话实说，“‘文革’中我并没有吃什么苦头”，聊起来的是在牛棚中煮黄豆下酒的趣事;我也以为先生会愤世嫉俗，但他说：“我对现实基本满意，社会在进步，好多了，因为有比较。”他有着诗人般的满怀激情，但看人看事清醒镇定，对世事人情都有着独立的洞见与透彻的领悟。他说一辈子不喜欢跟别人争，从来没害过别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觉得自己颇有识人之能，从未犯过识人不当的错。
先生还是极能把握生命本质，有着极强意志力的人。这一点最令我佩服，也最受启发。先生50多岁时大病一场，下决心坚持锻炼身体，就算冬天下大雪，他也会骑自行车上班，冷水澡更一洗就是一辈子。我以为这就是先生在平常中所做的不平常之事。健康是人生第一要义。先生70多岁开始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直到现在依然保持对事物的敏锐洞见，这也与先生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身心良好状态分不开。先生最引为自豪与庆幸的，是他后半生回归文化。我以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锻炼，磨练意志，也有着回归生命本质的重要意义。身体健康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是精神自由的基本保障，特别对于老年人，健康就是最大的精神自由。
令我羡慕的，是先生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他与“婆婆”余潜女士一辈子没有红过脸，四个儿女个个成家立业有出息。先生曾说，一见钟情可遇不可求，白头到老则可以经营。遗憾的是，2014年6月，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的“婆婆”去世了。得知噩耗，我赶去吊唁，先生红着眼睛，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不由想起先生说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在重庆，读书生活书店，一位头上戴着红发卡的女孩转过身来……
以自己的姿态挺拔前行
“挺拔”，是朱健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朱健的好朋友、著名七月派诗人，同在长沙的彭燕郊给我的第一印象。记得是千禧年，因为一个文化专题报道去采访彭燕郊，也因此认识了朱健。我记得也是在潇影厂的这间小屋子，朱健评价彭燕郊是“天才”。这次再听朱健先生说起彭燕郊，他仍然用“天才”二字评价。彭燕郊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七月派老诗人，曾给过我很多教诲。两位老人惺惺相惜，同城60余年的友谊，亦是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
“挺拔”，也是这两年因为采访先生以来，我对先生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印象。他们历经各自的时代磨难与人生命运，但都依然以自己的姿态挺拔前行。这样的情景令我在深夜静思时，常怀感慨。
中国百年来历经重重磨难，但一种自由独立、洁净清亮的生命气质，一种尊重文化、有着古典中国信仰的精神内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磨灭的，一代一代自然而然地传承、流转着。这样的精神能量在当年战争的乱世中，令中国人维持基本的生命尊严与秩序，更是现在走向现代中国所需要强力汲取的。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沉心自律、感发内在，让那种激情的热烈的生命之源喷涌而出，一点点修复我们的精神世界，滋补我们的精神元气。
如果某个偶尔的时刻，你坐下来读到朱健先生的过去和现在而有所感悟，如果你也愿意和我一样对自己默默许诺，无论世事如何变换，都要努力做一个挺拔的人，那将是我的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