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敏
八月十五是中秋，是月圆的时候。
我们家的中秋不过十五，过十六。
母亲是农历八月十六的生日。可小时候我没见过母亲过生日。我们过生日，就是奢侈地加一枚盐蛋。
妈妈一生都在新化县吉庆区那贫困的大山里转着圈圈教书，我们兄弟俩就在乡间的小学校里长大。小时候好像很少见过父亲，说父亲在外面，其实是在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两个字我就省了。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个子不高，但开朗活泼，总是“哈哈”喧天!偶然见她和当地农民打过叫“纸胡子”的字牌，打出兴致时就站起了身子，一个脚踏在凳子上，笑声唬声便走出七八里远。有时父亲在家时板着个脸什么气也不哼，也不搭理一家几口嗑着瓜子啃着干薯片说的闲话，母亲就戏他，说你老气横秋干嘛呀!逗不笑他就笑我们兄弟俩，问我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要我们回答，是不是从她腋下钻出来的。
我们一脸茫然，这时父亲就嘿嘿地笑了。
“你知道笑啊，我还以为你痴呆了呢!”母亲说。
母亲经常在学校里演戏，演给学生看，演给当地农民看，她一般都是扮很俏的姑娘，比如胡大姐之类的。有一回却演了个旧社会的贫苦母亲，那戏叫《出了苦海见青天》，还要个演儿子的，就把我带上了。每回演出时，我都要用锅底灰把脸涂黑。演出前母亲在家里煮一碗很老的青菜，在台上我抓在手里当旧社会的野菜咽。这让我知道了旧社会的苦难与黑暗，也使我爱上了演戏，在我妈教书的那些乡间还成了名角。演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时，从乡村老邮递员手上借了顶毛帽子和一件蓝色的中长大棉袄披挂了，又在家里穿了一双长筒雨鞋当马靴，再捡根放牛梢当马鞭，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了!
乡亲们看得如醉如痴，说周老师养了个好崽，那戏唱得!母亲每次都看，在人群里打着“哈哈”乐。
农民们都跟母亲说得来，晚上收工后，我们一家四口一间房子的那个家，就成了农民俱乐部，附近的农民都往我家跑，扯的都是乡间野语，有时把间小小的屋子吵翻了天，母亲都由着他们。
这些乡民们来得早的，一进门就扯开我家的锅盖看，看到锅巴就抢。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每次煮饭都有意煮出厚厚的锅巴来。家里有什么我们穿不了的衣服，都给了那些穿不暖的学生，也就是这些乡民的孩子。
来客人我们就过节了，因为就有好菜上桌。这乡间小学来的客，也就是当时叫区和公社的学校老师或领导，其实我妈只是普通的村小老师，不管接待，但他们一进校门就大呼小叫“周满满”，这些来的老师、领导大多是我妈在方圆几十里各个学校教书时的同事和领导，还有不少都是她过去的学生，都知道周老师热心热肠，都喊“周满满”。那个时候干部们到群众家里吃顿饭是要数钱的，我母亲自然是不要，每次都十分快乐地迎送着他们。
有一回一个区文教办的老师，也是我妈曾经的学生，吃过饭后攥紧了拳头伸出来，笑着说：“周满满，反正吃你的饭是不要钱的，这次要不要啊?”我妈看着那拳头的握法料准了里边没钱，是说着玩的，就爽快地把手伸过去：“拿来!”那拳头就在我妈掌心里松开了，却变戏法一样掉落几毛钱来。
我妈知道上当了，那老师却早笑着跑远了。
其实我家并不富裕，所以好菜都等着客人来。后来，我好多次发现妈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落泪，慢慢地才知道她快乐的表面下内心的辛酸。
爸爸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妈妈出身是小土地出租户，也享受“地主”待遇，对生活不可能不绝望过。
妈妈在那种日子中的豪气竟与她内心的胆小反差这么大，我长大后带她去长沙看病时见识过一次。在县城的马路上走过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她竟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尖叫着在马路上乱窜，让司机和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更多的是辛酸，这是我那个当了30年老师的母亲吗?是那个打“纸胡子”时把一个脚踏在凳子上“哈哈”喧天的母亲吗?
那时有好心人说为了两个儿子劝她离婚，可母亲坚强地接受了这份苦难，又用笑脸支撑了这个家，用她散给方圆座座校园和村落的春风保护了这个家。后来她把父亲从农场转到她学校当地的生产队落户，乡亲们高兴地接纳了他。
直到我有了工作，父亲也复了职，才知道母亲的生日。那是一个中秋节前，我对母亲说这两天有事出差，不能在家过中秋呢。妈妈想了想说：“去吧，就等你回来再过中秋。”
八月十六，我回来了，老爸这天有点高兴，他说：“今天过节还好一些呢，今天是你妈的生日。”
生日?妈妈生日!我们怎么长这么大了还没见妈过过生日呢?我望着爸，爸不做声;我望着妈，妈望着这一桌饭菜一脸幸福的感觉。
我不知是快乐还是痛苦，不喝酒的我那天喝了酒，那天我好想醉，想在醉乡里寻找我妈那么多失落的生日!
这以后我们家每年的中秋就在八月十六过。
可妈妈还没有迈过60岁的门坎就离我们而去了。好些年了，我们两兄弟的家依然按跟妈的约定过着中秋。在八月十六，炒几个菜，摆几个月饼，给妈摆一双筷子、一个碗，请她回来过中秋，陪她一起过生日。我每次都在心里说：“妈，生日快乐!”
其实我每次都好想再听一次她的笑语：“你们是从我腋下钻出来的吗?”
妈妈一生就是这样用笑声来打发了我们的苦难，也养育了我们的幸福。妈妈知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