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文化 刘凯 摄
4月27日，项文化在计量杉树的胸径。刘凯 摄
项文化(右一)在指导学生野外观测。 (资料图片) 刘凯 摄
制图/张杨
【名片】
项文化，1967年生，湖北黄冈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会同杉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学科带头人。荣获第五届湖南省青年科技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基础平台建设项目、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科研项目22项。发表学术论文172篇，其中SCI论文51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故事】
在怀化会同县，崇山峻岭中，坐落着一座小院——湖南会同杉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北有“杨家将”，南有“杉家浜”。在我国人工林建设初期，杉木年生长因其“三个一”——每年树干约长高1米，胸径长粗1公分，每亩林地木材产量增加1立方米的优势，而被大面积推广种植。会同境内的杉木林占比高达58%。
但大面积以杉木人工林为主的经营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1978年，中南林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前身)承担了“亚热带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课题。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课题组成员来到会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杉木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
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39年不间断的观测数据，让前来考察学习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惊叹不已。“这样健全的长时间的连续数据，是国宝。”日本荻原秋兰博士参观后情不自禁地赞叹。
从研究生到会同生态站站长，项文化“倾听”深山杉木林之声数十载。一株株杉树从树苗到高耸入云，代表着坚守者的赤子之心。
“这个基地就是我们的未名湖畔”
4月底的一天，大雨磅礴。从长沙一路向西，途经娄怀高速、包茂高速，6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会同生态站。
从长沙到会同，项文化奔波了30多年。“以前没有这么好的路，更没有直达车。每次，我都要坐绿皮火车、长途汽车再转拖拉机，路上就要花掉两天时间。”项文化说。
他不在意劳顿之苦，在意的是他的科研梦想。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隔，是一片240多亩的次生杉木林野外观测试验基地。这是他科研的阵地。如今，这片基地的杉树伐过一轮之后，年龄最大的杉树已有28岁。
从生态站到基地，要过一条河。往返无数次，但项文化仍不知道河的名字：“北大不是有未名湖吗?这个基地就是我们的未名湖畔。”
已是暮春，水深过膝。项文化和随行的学生们，穿上长及腰部的防水套靴过河。“水再深一点，我们就只能划船了。遇上风大水急，翻船也是常有的事。”项文化坦言，他也曾当过“落汤鸡”。
一进基地，首先是一个水文观测站。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长达6公里、深达10米的水泥墙拦截收集，各种数据通过自动记录仪，在记录纸上留下平滑的曲线。他说：“这是我们观测杉木林对水土涵养功能的重要观测数据。”
走进基地的1号集水区，一株株杉木有盘子那么粗，高直挺拔。“你看它们的树皮是红色的，还能长。”项文化抚摸着这些树，如同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这是微根管，可以查看树的根系情况。这是生长环，可以测量树径生长的速度。这是棚架，可以测算落叶对土壤的反哺能力……”项文化仔细地向记者介绍着各种观测项目，如数家珍。
这些年来，他们究竟观测记录了多少数据?“太多太多了。”项文化说。仅近5年，他们就获得气象、水文、植物、土壤、树种的原始观测数据150多万个，试样分析数据50多万个，并已分门别类地建立好数据库。39年的数据资料，装满了整整12个书柜。
“我们收集的各种实验数据，数量之多、内容之细、持续时间之久，居全国第一，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项文化介绍，来站里考察交流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加拿大雷克海德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都慕名派人前来合作研究。美国生态学教授乔顿留下了“你们的实验研究非常成功，世界罕见”的惊叹。
这些数据为国家研究森林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研究成果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用，为我国在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
“基础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时光闪回。
1988年，项文化第一次来到会同生态站。
“那时，田大伦教授是站长，我是她的研究生。她告诉我，基础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钻山林，打样地。项文化背着干粮，跟着田教授在山上一呆就是一整天。
“这个观测塔，我曾呆过一整夜。”项文化指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塔告诉记者。当时，项文化正在收集杉树叶片光合作用的24小时数据，测量工具是手动的，每隔一小时就要收集一次。一整夜，他就窝在那个塔上，测量、记录，未曾合眼。
田教授退休后，项文化接过了重任，继续坚守会同生态站。
“有一年暑假，我们派了10多名研究生来基地观测研究，生态站潮湿闷热，蚊虫遍布，有的学生被大蚊子吓得哇哇大叫。项教授与学生们谈心，说自己当研究生时条件更艰苦，曾在这里蹲守了半年多时间。学生们一听，由衷地敬佩，再也没叫过苦叫过累。”项文化的同事邓湘雯教授回忆说。
让学生吴惠俐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搞科研打样地时，项教授都要做示范：“微根管打进土壤很有讲究，要选好位置和插入角度。项教授开工前示范一次，还轮流在各小队示范指导。每次他都做得比我们多得多。”
田教授退休后，好几年，会同生态站都没有拿过有分量的科研奖项，质疑声四起。“不少人问，你们行不行啊，是不是再也出不了成绩了啊?”邓湘雯回忆说，重压之下，作为领头羊的项文化一点也不急躁。他反复地跟站里的人说，基础科研一个小项目动辄需要几十年的观测数据支撑，“不踏实做事，怎么能成事?”
在项文化的带领下，站里的人跑得更勤了。基地的观测一年365天，一天6趟，不间断收集。会同其他区域的杉木次生林、其他树种原始森林，也留下了他们观测的足迹。“这些年，为收集数据，我跑遍了会同大部分乡镇。而项教授去过每一个村。”赵仲辉副教授说。
天道酬勤。2016年，会同生态站有两个项目分别获得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至此，会同生态站共获国家级、部级、省级科研奖励14项。
每一点时间碎片，都用在了学习和科研上
走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项文化的双肩包是一道不变的风景。
“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田教授走在前面，项教授背着包跟在后面，两个人都走得飞快。现在，项教授领着学生走，双肩包没变，速度也没变。”该校宣传部干部邹敏说。
打开项文化的双肩包，里面是一台手提电脑和一个2T的移动硬盘。“有了它们，项教授随时随地都能开展工作。”项文化的助理欧阳帅说。
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会同生态站站长，项文化的工作繁忙又紧凑。每一点时间碎片，都用在了学习和科研上。
指导学生，项文化从不懈怠。有一年寒假，项文化农历正月初五就从老家赶回了学校，指导一位学生改论文。“他完全可以在家里改好传给学生，但他觉得学习效果不好，宁愿麻烦自己。”欧阳帅回忆说。
让学生周文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项文化指导学生改好论文后，已是凌晨1点钟。“我们都回寝室休息了，项教授却去了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会同生态站，项文化也惜时如金。“白天打样地已精疲力尽，回到站里，项教授晚上还在查资料，写论文。”学生张胜利回忆道。
言传身教，会同生态站人才辈出。近5年来，已培养博士26名、硕士86名，在读博士16名、硕士67名。其中有2人成为国家野外观测站站长，还有一批中青年生态学家。
“基层科研持续性很重要，人才培养不断层显得尤为重要。”项文化说，“我要倾尽全力，为国家培养、储备一批人才。”
【评说】
水土气生调查，样样精通
我是去年9月前来学习交流的。会同站历史悠久，我们那边也有这样的国家野外观测站。项教授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头人，年轻人很佩服他。本来我可以去北京、上海的高校交流的，但我最后选择了会同生态站。一方面冲着学科点，另一方面就是项教授。我希望在这里学一些扎实的东西。
以前，我觉得西藏的野外观测苦，山难爬。到了这里，发现也不容易。有时候要自带干粮，在山里走一整天。在取样调查时，在水文、土壤、气候、生物4个方面的观测，我们年轻人能做好一个方面就很不错了，而项教授工作了30多年，水土气生调查他样样精通。这就是差距。
——教育部青年骨干访问学者、西藏农牧学院教师李江荣
我跟着项教授2年多了。去年11月，我们承担了中国林科院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的一个课题，要在会同、靖州建立新的观测样地。因为工作忙，项教授没办法整天呆在这里，但他每天都来现场指导，亲自示范，让工作进度加快了许多。项目负责组来考察课题样地时，对样地非常满意，认为课题工作扎实、样地设置科学合理、科研思路新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讲师欧阳帅
项老师对待学生特别认真负责。有一次，项老师为了修改我的论文，上午8点钟就把我喊去了他的办公室，逐字逐词给我修改，一边改还一边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改。我们中餐和晚餐都叫了盒饭，一直改到晚上11点钟。改完后，项老师让我先走。后来我才知道，项老师留在办公室，赶一份项目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曾渭贤
我在站里工作30多年了，和项教授也相处30多年了。项教授没有架子，他手把手教我。一次没学会，就多教几次，从来不发脾气。白天他和我们一起工作，晚上有空就和我们聊天、喝啤酒、烤红薯吃。我中风住院，他特意买了水果来医院看望我。项教授把我们当朋友。
——会同生态站工作人员、当地村民杨云贵
【手记】
不辜负每一棵杉树的付出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湖南的高校里还有这样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
盛名之下，是三代科研人员绵延的接力与付出。会同站的缔造者潘维俦，是“国宝”级森林生态学家。上个世纪70年代，潘维俦和几个老师来到“广木之乡”会同，靠着肩扛手提，白手起家建起了会同站。令人扼腕的是，1986年，他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年仅57岁。
潘维俦的学生田大伦勇敢地接过了重任。长沙到会同，山高水长，奔波路上十几次大大小小的车祸，都没能吓退这个原本可以悠闲度日的女教授。经费困难时期，她甚至自掏腰包，去购买设备和支付站里工人的工资。那时，她每个月仅有100多元的工资。
“站里能拥有没有时间序列缺失的科研数据，他们才是功臣。”在采访过程中，项文化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接过接力棒的项文化，把会同站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家。
整整39年，进行这样的观测和分析，费钱费力费时，到底意义何在?我就此问题一再求教于项文化。
项文化带我趟过河，爬上山。面对气宇轩昂的一大片杉树，看着项文化流露出如同看着孩子般的深情目光，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林业科学的野外性和基础性，让林业科学家们天然地亲近森林、亲近自然。这些生态密码，他们愿意倾听;静默的森林，也愿意告诉他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依存，能因为他们而有途有径，何其不易，何其珍贵。
采访归途，我们路过会同高椅古村。104栋古民居，都采用杉木建造而成。双手触摸泛黑的木头房子，虽不再有木材的清香，人间的烟火味却扑面而来。杉木与当地居民朝夕相处，让我对此次采访有了更深的体会。不辜负每一棵杉树的付出，不错过每一片杉木林的生长，就是项文化团队坚守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