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
“北有梁鸿，南有黄灯”，这是我读完汨罗籍女博士黄灯《大地上的亲人》后，脑海里冒出的一句话。梁鸿是文学博士、教授，她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返乡者的眼光看一个北方乡村的裂变，看梁庄乡亲的命运迁徙，曾引起广泛关注。黄灯也是一名文学博士、教授，也是因“返乡书写”而进入公众视野。2016年春节前夕，她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引发一场乡村问题大讨论。
那场沸腾全国的舆论热潮过后，黄灯并没有停止对农村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她从书斋里抬起头，将目光投向身后更多的亲人和更广泛的村庄，重新进入湖南、湖北三个与自己生命产生关联的村庄。通过对三个家族人世浮沉的生动记录，通过对自己亲人真实、深入的访谈，写成了《大地上的亲人》一书，全景式地展现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展现了身为农民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她的写作与梁鸿的写作一样，都是在对学院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对现实的乡村书写感到失望后，开始走近故土亲人，重新回望生命来路，在自我审视和救赎的同时，将被误读和被遮弊的乡村真相展露出来。
乡村其实并不缺少梁鸿、黄灯这样的书写者，乡村的衰败、凋敝，农民卑微、无力的悲剧性命运也并非不为人所关注和同情。在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书写”中，之所以难以产生能引起广泛共鸣、能引发更深思考和探究的作品，其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整体视野。中国的农村是个整体概念，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一个交织着社会、经济、文化、情感、心理等矛盾的问题总和，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而近两年兴起的“返乡体”写作，大多是片断式的见闻整理、个案式的问题呈现，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真正能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深入到乡村内部去结构性地思考和记录农村的作品并不多。二是情感上的断裂。返乡书写群体大都是知识精英，尽管他们都有城乡双重背景，但在身份、立场和经验方面往往已离乡村越来越远。如何与乡村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如何在城市视角下直面自己和亲人，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而现实中，返乡书写者大多在情感上与乡村仍是隔膜的，在精神上与乡村仍是断裂的，他们不动声色流露的精英姿态，刻意标榜的道义立场，漫不经心的批评话语，总是给人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笔下“故乡沦陷”式的激愤话语和唱衰论调，引发了对乡村话题的竞相消费，反而加剧了对乡村的精神创伤。
梁鸿与黄灯两位学者的乡村书写之所以能打动人，除了她们的责任情怀、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深度访谈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都是带着情感走近乡村的。她们从返乡书写的一开始，就思考着怎样重建自己与乡村、亲人的联系。如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序言里，就阐明自己是“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的”。黄灯一直以来对自己作为乡村“逃离者”产生的庆幸感和优越感抱有深深的警惕。她在《大地上的亲人》序言中，也直指写作的目的是“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正是这种“亲人视角”，能帮助人们更幽微地洞察乡村被隐匿、被遮蔽的真实细节和内在肌理。当作者卸除自己知识、经验、心理上的各种优越，怀着谦卑、悲悯的心情走近亲人，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倾听他们的惶惑与挣扎、记录他们的呼吸和气息，便得以探究到亲人们更加隐秘的生存真相。他们迁徙流转的生存景象，他们感伤而沉重的命运沉浮，不仅浮现了一个庞大群体的复杂面相，实际上也隐喻了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作者也藉由写作重新接通了自己与亲人的精神联系，理解了他们的痛与苦，伤与悲，与他们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感。
近30年来，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甚多，这个群体如何直面自己的故土亲人，如何与他们重建精神上的联系，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和知识伦理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城乡平等对话交流的关键所在。如果当“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的开端”成了这个群体潜在的心理共识，如果对故乡亲人整体命运的卑微无助逐渐麻木，如果心安理得地在价值观上承认乡村落后，默认乡村的文化自卑，故乡亲人只会被滚滚向前的时代彻底抛弃，乡村也将失去最后的救赎机会。怎么重新接通自己与故乡亲人的精神联系，怎么与血脉相连的亲人建立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值得每一个“逃离者”深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鸿与黄灯的写作是对农村出身的知识精英的一次提醒。
(《大地上的亲人》 黄灯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责编：欧小雷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