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长沙岳麓山的蔡锷墓。
护国军将领合影
袁泉
编者的话
民国二年（1913年）11月4日，卸任的云南都督蔡锷抵达首都北京，在万众瞩目中开始供职中枢。从1913年11月由滇高调进京，到1915年11月从京秘密返滇，短短两年期间，蔡锷与大总统袁世凯经历了从合到分的过程。1915年底，曾经宣誓效忠共和的袁世凯变更国体、复辟帝制，而蔡锷也在云南举起义旗，捍卫民国、讨伐帝制。这段故实不仅是民国初年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蔡锷为什么进京，居京期间和袁世凯之间发生过什么，最后又是如何出京的呢？今年是蔡锷逝世百年,在云南护国起义101周年到来之际,《湘江周刊》独家刊发蔡锷重外孙袁泉撰写的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对待袁世凯，
蔡锷何以如此“多变”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比袁世凯小23岁。1911年，29岁的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后，表现出卓越的治理民政的能力，博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好评，自然也引起袁世凯的注意，称赞他“文武兼资，一时无两”。
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看上去较为复杂。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一响，南方各省纷纷独立。革命势头看似汹涌，但被清廷请出来挽救危局的袁世凯坐拥北洋六镇，士马精良、饷械充足；而革命阵营内部却号令不一、混乱不堪，虽于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却难以为继。
此时，蔡锷曾致电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敦促其“长驱北伐，直捣虏廷”，不要再“受袁氏之愚”而“株守议和”。之后，针对袁世凯提出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蔡锷再次致电孙中山，指出此乃缓兵之计，意在“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从这两份电报看，蔡锷无疑是把袁世凯置于敌对一面的。
不久，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能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就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为了规制袁世凯，孙中山提出定都南京，大总统南下就职。离开北方老巢，袁世凯当然不从。在定都之争中，蔡锷指出，从国防战略着眼，应把国都设在北京，方可“控御中外，统一南北”。他坚定地支持定都北京。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国民党人认为幕后指使是袁世凯，孙中山鼓动武力反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时蔡锷又通电全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用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不可滥用武力，破坏国家统一。在这两个大事件中，蔡锷看上去又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
蔡锷何以如此“多变”？其实，蔡锷基本立场是一贯的，那就是坚持民主共和，维护国家统一。起初敦促孙中山出兵北伐，是担心形成南北分治，出现两个政权、变为两个中国。随着袁世凯就职和政权确立，蔡锷便反对将政党/集团之争置于国家安全和统一之上。黄兴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前夕，派湖南籍同盟会员谭心休去云南游说蔡锷共同起兵。蔡锷表示：“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黄兴字）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正色道：“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此约，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这说明，蔡锷对袁世凯绝非愚忠，他是有策略、有重点的。
老袁领教了蔡锷的严谨自持
“二次革命”以速败告终，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藉机进驻原属革命派控制的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早在“二次革命”爆发前，蔡锷就与已经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的梁启超频繁通信，讨论辞去滇督一职。梁启超后来对此事的记述是：“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
在梁启超和总理熊希龄的帮助下，1913年10月，蔡锷辞职赴京。袁世凯对蔡锷此举做出了积极回应，沿途派专人迎送和陪同。11月4日抵京，到总统府觐见袁世凯，袁尊称蔡锷为“松坡先生”，将蔡锷及其家眷安排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纯一斋暂住；还让长子袁克定跟蔡锷结拜为兄弟，可谓优礼有加。
关于蔡锷初会袁世凯，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还披露过一件轶事。据说见到戎装严整的蔡锷，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召见蔡锷时，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装的蔡锷。这一招曾经用在浙江都督朱瑞身上，身着马褂的朱瑞被着装整肃的袁世凯一通训话，尴尬得汗流浃背。不料，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一个回合下来，老袁领教了年仅30岁的蔡锷的严谨自持。
鉴于蔡锷具备测绘经验，1915年1月，袁世凯任命他为全国经界局督办，负责全国土地的清丈、测绘等工作。虽非军界要职，但蔡锷还是干得兢兢业业，组织人力编写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为经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蔡锷不领袁世凯的情
尽管蔡锷勤勉工作，一心想辅佐袁世凯治理好国家，但两人的知识结构、处世态度、禀性、目的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无法同心同德、精诚合作，最后甚至不得不兵戎相见。
袁世凯善于拉拢人心，多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意识到扶植私党的重要性。他识才爱才，但人才必须供他驱策、为他尽忠。前清时代他经营的北洋六镇实际上就是他的私人军队，“将领多袁旧人，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取得民国总统大位后，袁世凯更是利用充足的政治资源，大肆收买人心。1914年，打败国民党后成为“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曾有过一次“壮举”：请驻京部队的所有班长“开洋荤”——吃西餐，“大队的班长从中南海的后门福华门（北海大桥迤西）一直排到宝光门，就在这长长的林荫道两旁坐下进餐，袁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举杯步行向在座者敬酒。”
但蔡锷素来清廉俭朴不爱财，担任云南都督时曾两次带头减薪，把原本600元的月薪降到60元，与营长同级。进京任职后，虽头衔很多，但仍坚持在云南保持的“兼职不兼薪”的习惯。1914年蔡锷赴津养病，袁世凯特赠医药费1635元（按照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14万元到16万元），蔡锷两次拒收。“不领情”的蔡锷，使结党营私成为习惯的袁世凯无法放心对他委以重任。
1915年8月14日，在袁世凯的默许下，为帝制鸣锣开道的所谓学术组织“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挂牌成立。蔡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次日即赴津与老师梁启超商讨对策。
“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与一般只为做官的政客不同，梁蔡师徒是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操守的。他们的底线就是共和国体，袁世凯企图跨越这条底线，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这一刻，师生二人把捍卫共和的重任担在了自己肩头。他们商定，梁启超先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发表文章反对帝制，在舆论战场上大张旗鼓地正面迎敌；但靠口诛笔伐是不可能摧垮帝制的，所以蔡锷要在军界秘密策划，为回云南进行武装斗争做准备。由于梁蔡二人的渊源，梁启超公开反对帝制，蔡锷必然受到怀疑，因此要在表面上做出两人分道扬镳的样子。
蔡锷回京后照常勤勉办公，下班后照常回家，有时也去八大胡同转转——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来做逍遥状，尽享“太平盛世”；二来在花街柳巷的应酬交酢中密会从云南来京的同志。在袁世凯已实施监控的情况下，这比在家会客安全得多。而对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向袁世凯叫板，蔡锷逢人便说“先生是书呆子，不管事实，只顾空论”。为了让袁世凯安心，蔡锷屡次公开表示赞成帝制，与其他将军联名上劝进表。但这些做法并未使精明狡诈的袁世凯完全放松警惕，他给蔡锷加派了两个保镖，名义上保护蔡锷的安全，实则是他的眼线，同时还有密探盯梢，明里暗里、白天黑夜地监视着蔡锷的一举一动。
潜出京城，举义护国
生活在监控下的蔡锷若无其事，他的计划是11月才能回到云南，在此之前要尽量拖慢帝制步伐。他托朋友说服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孙毓筠，使其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变更问题，袁世凯也同意了这个方案。10月初，袁世凯的谋士朱启钤、梁士诒等人密电各省长官，明白告知各省派出的国民代表应拥袁称帝。而这时，去西南传达蔡锷真实意图的人尚未到达。为了给云南一个明确的指示，蔡锷不顾邮政部门检查邮电的危险，用经界局的印信向滇省发出密电，指明必须反对帝制。
很快，云南有人向北京报告，说京城有重要人物密电该省，唆使人民反对帝制，经查电报发自经界局。袁世凯立即派军警趁蔡锷不在家，突击搜查棉花胡同蔡宅。幸亏蔡锷已有防备，把密码本等要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来人一无所获，蔡锷算是躲过了一劫。但这次历险并未打乱蔡锷的计划，直到11月，一切布置停当，他才着手脱身。
10月下旬的时候，蔡锷登长城偶染风寒，引发肺部不适。于是28日便试探性地向大总统告假5天，袁世凯批准了。11月3日，蔡锷又打报告说病情加剧，要求续假“赴津就医”，袁世凯又批了，但仍然派人去天津监视。11月10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陆军少将哈汉章的祖母在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过八十大寿。蔡锷也去贺寿，找了三个人在屋里打了一夜牌。次日到总统府画到，中午时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三等车去了天津。由于蔡锷经常往来于京津两地，袁世凯也没有在意。到天津后，蔡锷也没有急着走，他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密探的视野中。密探回报说：蔡锷“时赴医院，时或不住”，有时还“溷溺于娼寮中”，还是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11月18日，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蔡锷突然登上了“山东丸”号轮船去了日本。
就这样，经过一番巧妙掩饰和周密部署，蔡锷终于从袁世凯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坐船经上海、香港、越南，一路惊险地回到云南，受到云南军民的热烈拥戴。就在蔡锷赴滇途中，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定1916年1月1日为洪宪元年，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抵达昆明后，与云南都督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在袁世凯逾期未复的情况下，云南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护国起义就此爆发。
蔡锷来到北京，本想辅佐袁世凯治理国家、建设国防，不幸袁氏私欲膨胀、倒行逆施，废除共和、复辟帝制，蔡锷不得不潜出京城，举义护国。护国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延续，使民主共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民心，也使袁世凯之后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不敢再动称帝之念。
（作者的外祖父，是蔡锷将军的长子蔡端。袁泉因身残未进学堂，由外祖父母一手施教。著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等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