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016-10-19 10:08:46 [来源:华声在线] [编辑: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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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湘籍著名学者杨胜群

专家简介

杨胜群,湖南省华容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兼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副会长、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史》首席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或特约研究员。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

回顾这部英雄史诗,湖南、湖南人奏响的音符特别嘹亮。为了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湘籍著名学者杨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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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湘中子弟兵” 的红六军团西征,

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湖南日报:早在红军主力会师江西于都开始长征前,就已经有红六军团从湖南桂东出发西征,被认为是长征的序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胜群: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中革军委已经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支是红七军团北上浙皖闽赣边;另一支就是长期战斗在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的任务是西征到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与在湘鄂川黔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实际上是要他们为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先遣探路,并与红三军一起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一块落脚地。长征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后来说“六军团就是先头部队”。

历史具有机缘巧合。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萧克、王震都是湖南人,还有大批高、中级指挥员及干部战士,也是湖南人。“半是湘中子弟兵”的这支部队,于8月上旬从湘东南桂东县誓师出发,踏上西征之路,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西征之路,敌军如云,关隘重重。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近80天,在敌占区穿行5000多里,于10月下旬在黔东南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西征付出了巨大牺牲,近万人出发,只有3300多人走完了征程。后来,萧克回忆西征中的恶战说:“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红六军团西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而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了解了沿途国民党兵力虚实,查访了民情,探明了山川道路,真正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侦察、探路的先遣作用。早在红六军团西征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早考虑撤离中央根据地时,并未选定战略转移的方向。红六军团西征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初步确定将湖南作为战略转移方向。在红六军团渡过湘江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明确决定率中央红军向湘西北转移,同红三军、红六军团会合。后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后,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西征路线走的,并且吸收红六军团征战的经验,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初期的征程。

历史青睐湖南。这支人民军队的诞生成长,与湖南这块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1927年秋,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后,从浏阳出发,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1928年1月,朱德在湘南领导南昌起义余部和农民起义,随后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率部起义,又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这才有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重回湖南,在这块土地上开辟出了一条战略转移的战略大通道。而且,党和红军在这块热土上获得新的思想启迪,开启了由挫折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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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是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开始,

也是纠正“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的开始

湖南日报:发生在通道的转兵,改变了长征的进程。您怎样评价通道转兵?您认为,毛泽东提出转兵是偶然呢?还是有其必然?

杨胜群:说通道转兵,一定要先说到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在湘南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觉察中央红军过湘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广西境内湘江上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下旬,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过湘江,遭遇数十万敌军围击。经浴血奋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最终渡过湘江,突破敌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但是,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严重的挫折再次教训了人们,历史注定要发生转折了。

湘江之战后,广大红军指战员们反思这一切挫折是怎么造成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进一步系统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特别对湘江之战受挫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识到中央红军只有改变进军方向,才能走出困境。

12月11日,中央红军又从广西进入湖南,到达通道县。通道位于湘桂黔交界处,向北可直到湘西,向西可进入贵州,向南则通广西。是向北走还是向西走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恭城书院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指出:蒋介石已进一步判明中央红军北上的意图,并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一道道封锁线,红军如果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西进。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虽然博古、李德仍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的目标,但还是同意了部队暂西进贵州。13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由通道地区出发去贵州黎平。

通道会议改变原定直接北上湘西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暂西进贵州,史称“通道转兵”。这是以后来的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开始,是党的军事路线转折的开始,也是党的政治路线转折的开始。

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所提出的正确主张,已经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层多数人所认可,从而为稍后不久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改变中央红军北上湘西战略方针的正式决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便没有黎平会议。中央红军在通道如果不迈开转向贵州的第一步,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

军事路线斗争的背后是政治路线斗争。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左”倾教条主义。通道会议也是纠正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期间,毛泽东因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受到排斥、打击达两年之久。直到长征开始后,他在党内、红军内都没有什么发言权。通道会议反映出,在当时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教条主义者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没有办法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历史呼唤着毛泽东,使毛泽东在党内、红军内重新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从而为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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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从湘西踏上长征之路

湖南日报: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黔,后从湘西出发长征。我们该怎样评价红二、六军团在整个红军长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杨胜群:红二军团诞生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诞生于湘赣革命根据地,它们的成长壮大都离不开湖南这块土地,又从湖南这块土地上踏上长征之路,成为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红二、六军团在自身长征前为配合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0月,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南,与正转战于黔东根据地的红三军会师(红三军随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时,正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先后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军队穷追猛截。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占遵义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与崛起于川东北的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的两只犄角,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持续发挥着重要的策应作用。蒋介石既要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又要防堵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顾及两端。正是利用这种形势,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忽东忽西迂回作战,四渡赤水,过乌江,再巧渡金沙江,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的图谋,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二、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之际,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的。在湖南境内抢渡沅、澧二江,挺进湘中,又由湘入黔转移至黔东地区。不久即渡过乌江,在黔西北创建新根据地,继而转战滇黔边。4月下旬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6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0月中旬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这支从湖南走出的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争取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特殊贡献。甘孜会师以后,实行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张国焘仍然不愿意北上,并企图拉拢任弼时、贺龙等同他一起继续南下。任弼时、贺龙等和在张国焘所率南下部队的朱德、刘伯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任弼时、贺龙等还积极做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朱德后来说:“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一起北上会合中央,他们是有大功劳的!”

这支从湖南走出来的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走过了9个省的92个县境,行程近2万里,进行大小战斗110余次。与红一方面军在陕甘会师时,他们还保存了1.3万余人的兵力,但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伤亡减员的人数超过了到达陕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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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完成的历史壮举

湖南日报:红军长征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请您谈谈湖南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持与贡献。

杨胜群:长征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完成的历史壮举。无论是红六军团西征湖南和中央红军转战湖南,还是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创建新根据地并从湖南出发长征,都得到湖南人民群众的奋力支持。

湖南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山水相连,湖南人民与“朱毛红军”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和深厚感情。红六军团西征到达湘南后,湘南人民在党组织的动员和带领下,主动给红军送信、带路、烧茶水、架桥、运送弹药、接收伤病员;游击队配合红军行动,焚毁敌碉堡,破毁敌行军的路桥,割断敌联络的电话线。中央红军转战湘南期间,在所经过的数以千计的村寨,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人是最宝贵的因素。人民群众对红军长征最重要的支持,是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减员后不断得到补充。“黑夜茫茫风雨狂,跟随常新(贺龙)赴疆场”,这是红二军团著名将领、桑植籍烈士贺锦斋的诗句,描写了那个年代桑植人民跟随贺龙闹革命的情景。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前夕,又有数百名桑植青年加入到红军的行列,面对生死未卜的征途,义无反顾地作出了选择。这些人,后来大都倒在了长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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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是长征精神主要的思想内涵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呢?

杨胜群:对于长征精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概括,但其基本内涵是确定的。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是长征精神主要的思想内涵。《长征组歌》里有一句歌词“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革命处于那样一种危急的时候,长征的队伍是一个靠革命理想和信念凝聚起来的团队。长征的胜利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哪一步都可能停下来。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辗转到达黔东南与红三军会合后,有的人以为已经到了目的地,又感到前途渺茫,不愿意再走了。贺龙说,我们还要走,我们的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下,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一定能找到新的革命根据地。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红军在长征途中每天面临着牺牲。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伤亡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伤亡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伤亡减员8600余人,而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则伤亡减员30000左右。面对牺牲,长征者们是那样的无所畏惧。湘籍红军将领、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湘江之战中,腹部受伤被俘。在押往长沙途中,他用手伸进腹腔,掐断肠子壮烈牺牲。长征还要面对无数自然困难,过雪山、草地时,每一步都有人倒下,但是红军前仆后继地走出来了。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杆,特别是在今天对党和人民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跨越三个世纪的接力长征。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党把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作是一次新的长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指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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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湖南人民一定会创造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辉煌成就

湖南日报:湖南如何在“自己的长征路”上再创辉煌?作为一位湘籍著名学者,您有怎样的期盼?

杨胜群:湖南是一块光荣的土地,湖南人民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湖南人民敢为天下先,始终走在最前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写下了壮丽的湖南篇章。今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湖南人民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决策一步一步往前走,一定会创造新的辉煌成就,谱写出富民强省的新篇章,打造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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