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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宇故居。（图片来自网络）
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点赞中国历代许多先哲名家，其中有七个为湖南人。毛泽东、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翦伯赞、吕振羽……相较而言，出生于邵阳夫夷江畔的史学家吕振羽让我们稍觉神秘。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传奇一生！
一、少年俊秀
1900年1月30日(农历已亥年十二月十八日)，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这是一个朔风凌厉的风雪之夜，在一间湘西南偏远乡村的农家小屋里，随着一声响亮清脆的婴啼，一个小男孩降临了人间。他，就是我们要讲的夫夷骄子——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
吕振羽，原名吕典福，字行仁，邵阳县金秤市镇溪田村(原属武冈县)人。他的曾祖父名叫吕纪，原来是个佃农，因家贫，20多岁未曾婚娶，后遇上一个沿门乞讨的瑶族姑娘，于是凑足八百铜钱买下了这位乞姑，这就是吕振羽的曾祖母。清威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赖文光部进攻湖南时驻扎溪田村，吕振羽的曾祖父毅然“愿随征战，跟王打江山”，成为吕氏家族中一位传奇英雄。因曾祖父参加了太平军，吕振羽的祖父吕德良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成年后，一位姓陈的地主将一个跛脚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吕振羽的祖母。在吕振羽祖母娘家资助下，再加上祖父的勤劳，到吕振羽出生时，他家已是一个自耕农了。这才使得吕振羽的父亲吕公斌能读上几年书，最后在本村开办私塾。吕振羽的母亲陈翠云性格温和，是农村“淑媛之典型”，曾先后生育了8个儿女，夭亡5人，仅剩下二子一女，即吕振羽和他的弟弟吕持平及妹妹吕双招。
吕振羽7岁时，便进入他父亲的蒙馆读书，并更名振羽。11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去辫。不久，他父亲的垫馆关闭，他被父亲送到本乡田心村玉公山坊经馆读书。13岁时，先生以《咏榴花》为题，要求学生写诗，吕振羽写道：
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
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
借石榴花以言志，表达了少年吕振羽渴望早日成才的不凡抱负。1915年，15岁的吕振羽考入由其族兄吕新民创办的武东初级中学，从旧式经馆走进新式学堂，接触到新学的清新鲜空气，使吕振羽的求知欲望倍增。1916年，吕振羽考入武冈县立中学，在维新派老师肖石人的影响下，他广阅康梁著作，崇信改革，尤慕蔡锷，立志终生效国。他在毕业作文《曷各言尔志》中写道：“如国家民族危亡，即拜谢祖宗，全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下;如国家民族昌盛，只求茅屋两三间，卧读唐诗，以望南窗”。肖石人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道：“目光如炬，大语炎炎，宗庙明堂之器，黄钟大吕之音。圣贤行止，豪杰义烈，兼而有之”。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6月，消息传到武冈城，吕振羽和李秋涛等人迅速联络武冈县立中学和武冈师范等当地学校的学生共3000余人，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发传单，贴标语，呼口号，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同时创办《武冈旬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组织全县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学生会会长，领导学生实行自治，开展“反日仇货”运动。
1920年，吕振羽从武冈县立中学毕业，因家庭贫困，加上祖母重病，无力再供他上学。吕振羽辍学回家，协助父母劳动，并在父母包办下，与同村姑娘陈黛妹成婚，结束了少年生涯。
二、救国之梦
结婚成家的吕振羽，并不甘心就此消沉，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取得了祖父、父亲和族长的支持。1921年，吕振羽拿着祠堂资助的60块银元，走出了溪田这个偏避的小山村，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后改湖南大学工科)攻习电机。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位于岳麓山下，毗邻岳麓书院。吕振羽课余常和同学们结伴登山，或在刘道一、黄兴、蔡锷墓前畅谈理想，或歇息爱晚亭中，看遍山枫叶似火。兴谈天大事，指点江山，豪情满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并形成的科学与民主风气，开启了这位农村青年的心智，他的思想变得格外的活跃，并逐渐成长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生领袖。他团结该校武冈东部四个区的同学组成“东西区学会”，研究改革社会的方案，主持起草学会“旨趣书”，提出在乡村组织“共耕社”，开办“平民工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温饱的“极乐园”。1923年寒假，他在金秤市召开大会，决议推举校长人选，接办古峰学校，清算团防经费，以实践其理想。团防局密告武冈县署，县署以通匪罪下令逮捕吕振羽，他不得不在除夕之夜出走。
当时的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思想守旧，作风专制，吕振羽上三年级时，学校爆发了一场驱逐校长宾步程的学潮，吕振羽被推为驱宾大会副主席。此时，他与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相识。经夏明翰推荐，他常去湖大法科听李达讲授新社会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7月，北伐军光复长沙，刚从湖大工科结业的吕振羽立即投笔从戎，随之东进江西，转战宜春、赣州，征讨军阀孙传芳，历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政治部中尉秘书、上尉干事、宣传科长。
“四·一二”事变后，吕振羽的救国之梦被击碎。他由江西转南京，然后辗转上海，在同乡冷公剑的帮助下，东渡扶桑入日本明治大学攻习政治经济学。次年3月因经费拮据，重返上海。4月，由于生计无着，重新加入北伐军。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吕振羽愤而辞职。1928年秋抵北平，先后在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任教，并授聘主编《村治》月刊，提倡“乡村自治”。这时，国民政府开始与各帝国主义修订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吕振羽对修约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于1929年5月写出《中国外交问题》一书，在《村治月刊》上连载，并作为《村治月刊》丛书出版发行，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但是这种不触动现行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方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到头来只能是乡村的土豪劣绅治农民，这再次使吕振羽的救国梦想成为泡影。1929年底，吕振羽辞职离开《村治》月刊社。
三、人生转折
吕振羽离开《村治》月刊后，1930年1月，与中共地下党员郑侃、谭丕模、穆雨君、杨刚、刘思慕等人创办《新东方》杂志，10月又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潜心研究中国社会，攻读马列著作，探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道。1930年，吕振羽先后在《新东方》杂志发表《障碍问题》、《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东方社会与东方革命》、《答罗青》、《资本主义没落期东方革命的意义》、《中国农村问题的前途》等文章，系统提出他对东方问题的看法。1931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强令将东方问题研究会和《新东方》杂志迁往上海，并责令办刊宗旨必须淡化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吕振羽等人宣布脱离东方问题研究会和新东方杂志，并和谭丕模、杨刚等人另行组织青年出版合作社，翻译出版进步书籍，继续致力东方问题的研究。这时，吕振羽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做了调整，从研究殖民地和东方弱小民族的问题转向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并相继发表《中国国民经济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三条路线》等论文，从经济问题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以及与殖民地经济的关联性，从而说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道路问题。并且从这时开始，吕振羽尝试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东方社会，肯定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并坚信被压迫民族一定会取得胜利。
1931年“9·18”事变后，吕振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出任中央北平市委领导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同时写成《中日问题批判》一书。1932年，又写出《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册)。在这两本书中，吕振羽深刻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实行扩张的根本原因，痛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被国民党列为“共党书刊”，命令全国查禁。同年，吕振羽还在《丰台旬刊》上发表《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吕振羽对经济学的重视和研究本身就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使他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四、史坛精英
吕振羽脱离《新东方》杂志后，一度生活无着，靠写稿度日，先后在谌小岑、翦伯赞创办的《丰台旬刊》发表《中国问题之经济解释》、《今年的劳动节和劳动失业问题》、《日本农业恐慌的极端化》等许多论文。1933年春，经李达推荐，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学概论》等课程。同时兼任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教师，与李达、侯外庐、齐燕铭、黄松龄等人同享“红色教授”之誉。1934年，吕振羽在吴承仕创办的《文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同年6月，吕振羽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写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开山之作，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吕振羽在史学界的地位。同年夏，吕振羽在杭州《劳动季报》发表《殷周奴隶制度研究》和《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等文章。1935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表《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学报》发表《周人国家创设的过程》。然后，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写出《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首创殷商奴隶说和西周封建说，给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以沉重打击。
在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吕振羽又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1936年8月，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脱稿，1937年6月正始出版发行，这是吕振羽早期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延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吕振羽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还十分关切地向吕振羽询问此书的写作经过。1945年，在延安纸张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是由解放社出版了此书，并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五、沥血抗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危及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同时也使国民党集团内部产生分化，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势力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更加之国内民众抗日浪潮高涨，迫使蒋介石逐渐改变对日一味妥协的立场，暗中策划“联共抗日”，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193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按照宋子文的指示，要他的大学同学、曾和翦伯赞一起创办过《丰台旬刊》的谌小岑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谌小岑便找到翦伯赞，翦伯赞向谌小岑介绍了吕振羽，说吕振羽思想进步，可能与中国地下党有联系。同年11月，吕振羽接到谌小岑来信，说“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龚两府联姻，方可共御外侮而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吕振羽接信后，便找到时任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委员的湖南老乡周小舟。然后，吕振羽作为国共两党的牵线人，南下翰旋，与1936年10月，促成周小舟赴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正式接触，秘密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吕振羽则被作为“中间人”留在南京，协助谈判。同年3月，经周小舟介绍，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秘密谈判向更高层次发展，改由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冲通过电台直接联系。“芦沟桥事变”前夕，吕振羽接触了他的秘密使命，返回北平。
不久，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正式开始，吕振羽中断了他的史学研究，奉命回湘，在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领导下，联络在湘文化界人士，组织“湖南文化抗敌后援会”，并与翦伯赞等人创办“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出版会刊《中苏文化》，同时出任民国大学教授。
1938年夏，吕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回到家乡，借用位于塘田市镇对河已经闲置的原清太子少保席宝田别墅为校舍，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他执行中共统战政策，聘请国民党要人张治中为名誉董事，赵恒惕为董事长，覃振为院长，并汇集张天翼、李仲融、曹伯韩、林居先、王西彦等大批著名人士，到塘田战讲学院工作。学院实行坚持抗战，坚持持久的战时教育，被国民党当局惊呼为中共“西南抗大”，1939年4月，国民党当局用武力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奉命转入农村，领导组建武冈、新宁、洞口、城步、绥宁等地地下党组织，在家乡金称市油塘村创建了中共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其夫人江明(王时真)担任该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1939年8月，吕振羽奉调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理论和历史研究以及统战工作，并受聘为战时迁渝的复旦大学教授。1941年2月，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在重庆完稿。
“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奉调苏北，化名柳岗，执教于中共华中局党校，新四军领导和党校党员都亲切地称他“老夫子”。1942年3月后，先后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和学习秘书，与夫人江明跟随刘少奇，穿越苏、鲁、冀、豫、陕5省，长途跋涉近万里，历时10月，抵达延安。以后，吕振羽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为特别研究员。
六、献身教育
日军投降后，振羽赴东北至热河，任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进行灾民救济，并协助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谈判，并发表《吕振羽氏代民呼吁冀热辽区灾情极为严重，极盼“联总”、“救总”拨资救济》的呼吁文章，为解放区争取救援物资。1947年2月，他的《中国民族简史》脱稿于哈尔滨，成为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多民族历史的著作。1948年2月，《简明中国通史》(下册)脱稿于大连，同年，全书出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定为干部读物和高校教材。
1949年10月，全国刚刚解放，中央正式任命吕振羽担任东北地区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中共旅大区委委员、大学部党组书记。吕振羽接到任命后，立即奔赴大连，以学者的身份肩负起新中国的教育与行政工作重任。当时，东北的大学教育正处于瘫痪状态，东北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几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大连大学就是1948年10月，以原关东工业专科学校、关东电器工程专门学校、关东医学院、关东俄语专科学校为基础，在大连市组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吕振羽上任伊始，即为大连大学的建设和走向正轨作了艰辛的努力，他号召全校职工“大家都来当校长”，群策群力办好学校。他勤勉治校，勇于创新，很快打开了局面，为新中国的新型高等教育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1951年8月，吕振羽调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0月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是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所综合型大学，吕振羽担任该校校长期间，学校由2个系发展到8个系，学生由930人增加到2300多人，教师由100多人发展至327人，奠定了综合大学的基础。1954年春，吕振羽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引发大脑疾病，被送往北京治病疗养。1955年7月，正式卸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之职，回到北京定居。
七、书生本色
吕振羽定居北京后，先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全国政协民族事务组副组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吕振羽率领由著名学者刘大年、季羡林、齐声乔等人组成的中国东方学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召开的东方学国际会议。1959年，吕振羽被聘任为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顾问及历史学教授，他出面邀请了尹达、翦伯赞、杨向奎、邓广铭、翁独健、郑天挺、白寿彝、唐长孺、吴晗、夏鼐、谭其骧、刘大年等大批史学界专家来党校讲学，活跃了党校的学术气氛。1961年7～9月，吕振羽与范文澜、翦伯赞、韩儒林等学者组成民族历史研究代表团，应乌兰夫邀请，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秋末，吕振羽又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62年冬，吕振羽参加曲阜召开的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11月16日，吕振羽从山东南下湖南，出席在长沙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见到了久别的老师李达先生和深受他影响的学生吴泽，师生三代分别在会上发表学术见解。随后于12月11日，偕夫人江明回到家乡邵阳县，看望了溪田村的乡亲，访问了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特别重游了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回忆起往昔的战斗岁月，不禁感慨万千，挥毫赋诗：
塘田学，
遐迩颂风声，
顽党蜚谣复布谍，
兵围三路虎狼横，
伪电两尺盈。
塘田学，
风雨斗争深，
建党安排巧撤退，
迅雷急雨激人心，
长足入山岑。
在家乡的短暂时间里，他还先后为邵阳县和武冈县县委政府机关的干部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的报告。这是他阔别20多年后第一次重新回到家乡，给他的精神上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全国解放以来，吕振羽虽然担任了很多的行政和社会职务，但是他仍然保持书生本色，不忘著述和讲学，不断撰写和发表论文，在民族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史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均有深辟的研究和卓越的建树。
八、不白之冤
1962年底，当吕振羽正在家乡访问调查，沉浸在乡音乡情的愉悦中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1963年元旦刚过，吕振羽突然接到北京急电，要他火速返回北京。接到电报后，吕振羽立即启程北上，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车过武汉，他想起了他的老师李达，多么想下车往东湖之滨的李达寓所访谈，但急电在召，他只得随着隆隆的车轮依依北去。车到保定，吕振羽的车厢里上来了几位自称北京来的人，将他请下火车，从此，吕振羽便从公众的面前销声匿迹了。
吕振羽从保定下车后，便被隔离反省，不许同家人见面，不准与外界联系，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写交待材料，反省自己的行为。吕振羽自觉问心无愧，只望早日通过组织审查，重获自由。但他哪里知道，他之所以被隔离审查，是康生、陈伯达等人捕风捉影，说他在以往的革命活动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在建国后与国外的学术交往中，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是吕振羽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的反省材料一次次重写，一次次被驳回，再写，再驳回……反复的审问、交待使吕振羽逐渐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愤怒了，他质问审询的人有何证据给他定罪?他感到自己受了愚弄，也不再写那些无休止的交待材料。等待、失望、愤怒、寂寞、焦急、无奈的时刻。他突然想起，西伯被纣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膑脚而修兵法，吕不韦迁蜀而著《吕览》，韩非囚秦而作《说难》，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相似的命运，相同的精神在激励着他。在以后3年多时间里，吕振羽在隔离审查中，在废旧的报纸上，写下了20多万字的《读报随笔》，整理昔日写下的旧体诗词1000余首，集成《学吟集初草》10卷。
就在吕振羽被隔离审查期间，墙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幕幕迅电惊雷、血雨腥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场以批判史学家吴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很快，斗争矛头便指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吕振羽因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林彪、江青一伙为构陷刘少奇，广事株连，污蔑1935年的南京谈判为“勾结蒋介石消灭红军”，1967后1月，审查人员正式向吕振羽宣布逮捕令，他随及被送往北京西郊的秦城监狱，作为重要犯人关押在单人牢房中，从此他完全失去自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的审讯达800多次。面对审讯者，他多次义正辞严地宣称：“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事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事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使得希冀从他身上打开构陷刘少奇“罪行”缺口的人更加恼羞成怒，对他的体罚也不断加重。但吕振羽始终对党保持忠贞，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对林彪、“四人帮”的邪恶势力表现出旋风般的仇恨，他经常在狱中高喊“打倒托匪陈伯达”、“打倒法西斯”。
尽管吕振羽作好牺牲自己的准备，不让陷害者从他身上找到半点构陷刘少奇的“证据”，但仍不能阻挡灾难的发生。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吕振羽在狱中听到刘少奇被开除出党这一消息，惊愕不己，愤怒不已，感念不已，在内心深处默成纪念诗3首：
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孤篇。
阜延长途云和月，夜夜北斗照路前;
所至双减植路碑，莫基深广开新元。
圣母池边说孔丘，日夜翘首向延安;
普罗党性无杂染，坚挺乔松柱人天。
虽然坚定的信念支持着吕振羽病弱的躯体没有倒下，但是长期的狱中折磨，使他头发白了，腰弯了，皮肉干瘪了，眼花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共和国的上空阴云密布，时间跨入了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掀起了全民“评法批儒”活动，但批判者们对历史的无知导致了“批判”笑话百出，他们需要学有专长、素负威望的史学家们为他们支撑台面，扩大影响。于是他们想起了关在监狱中的吕振羽。一天，沉寂已久的囚室进来了几个人，他们态度谦和地问吕振羽：“你还能写文章吗?”提出让他撰写批判孔子、颂扬“法家”的史学文章，并答应写好后可以恢复人身自由。面对这巨大的诱惑，已被关押10多年之久的吕振羽没有出卖史学家的良心，坚定地对来人说：“我向来对孔子是两点论，对秦始皇也是两点论。”坚决不写违背史实、歪曲历史的文章，表现出一个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凛然正气，来人恶狠狠地关上牢门走了，囚室又陷入死寂之中。
1974年，政治气氛稍微松动，吕振羽夫人江明才获准去探监，11年的音信隔绝，生死未知的亲人终于有了消息，这使江明感到无比欢欣。当她兴冲冲地来到监狱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她面前的吕振羽须发灰白，脸色苍白，腰弯背驼，目光吊滞，说话音细而带喘息声，这难道就是朝思暮想的亲人吗?她欲哭无泪。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复出，这使江明看到了希望，她再次提笔写申诉信，亲自送交国务院信访办，很快便收到了接吕振羽回家治病的通知。这年春天，吕振羽终于拖着他那病弱的身躯，在夫人江明及子女扶持下，走出了秦城监狱。但那时，中国上空的阴霾并未消散，吕振羽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并未摘掉，他心头上的痛苦和疑虑并未消除。
九、勿忘振羽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吕振羽终于盼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了，千古奇冤得到了纠正。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看望吕振羽，并安排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可是，吕振羽的生命之舟已快接近了终点。1980年6月，他在给自己重新选定的论文选集的《自序》中写道：“以前，我曾以战斗在史学领域的一名小兵自励，现在，我虽年届八旬，仍壮心不已，‘倔强犹欲看锥花’。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著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如今，‘雨过明朗万里天’，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的迈开了新长征的雄健步伐。我献上这本集子，用以表示一个普遍党员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老战士的心声。
1980年7月，吕振羽在审订《简明中国通史》重印序言时写道：“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历史的一段曲折，摧残和扼杀了成批的优秀人才和著作，历史的教训必将启示和激发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在更深更广阔的领域去探索、去总结。我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史学工作也必将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蓬勃发展……。遗憾的是，由于一场浩劫，使我力瘁身残，不仅中断了我关于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撰述，就连这部书的进一步补订，也力不遂心”，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段文字。7月17日凌晨，吕振羽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
1980年8月9日，吕振羽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由胡乔木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帮、王震、乌兰夫等送了花圈。胡耀帮、黄克诚、杨静仁、薄一波等领导同志与吕振羽生前好友、亲属、学生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悼词，悼词称：吕振羽是我国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吕振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五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为党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5年，吕振羽夫人江明遵照吕振羽的遗愿，将他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和他在北京的故居西皇城根南街50号的房产，赠送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接受这批图书后专辟了“吕振羽藏书室”。1993年，又将他的北京故居正式作为“吕振羽纪念室”对外开放。
1986年10月，由吉林大学等单位发起，召开了全国性吕振羽史学研究会，在全国掀起了对吕振羽生平事迹和史学成就研究的热潮。1990年，刘茂林、叶桂生的 《吕振羽评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2年，朱政惠《吕振羽和全的历史学研究》一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对吕振羽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全面的评价。1992～1993年，长沙、北京等地相继召开吕振羽史学研讨会，全国研究吕振羽的人员不断增加，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吕振羽学术梯队。199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华东师大、湖南省社科联、邵阳市等单位发起的全国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在吕振羽的家乡邵阳市隆重举行。于会者一致认为：吕振羽从事史学研究50余年，对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均有广泛性的研究，首创性的成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在吕振羽逝世之后，他的老友、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在他《怀念吕振羽同志》的文章中，称赞吕振羽刚正不阿的史学品格为二十世纪的董孤，更大声呼吁：“勿忘振羽”!
勿忘振羽，夫夷骄子!勿忘振羽，国之精英!
文/唐畏保
(本文借鉴和摘录了《邵阳县志》、《中共邵阳县历史》、《吕振羽传》)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