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
通讯员 摄 记者 田甜 何淼玲
我长着圆圆的脸蛋，方形的身子，黑黑的皮肤。虽然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我的身世可不简单，我是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印章。
说起我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呀。我的首任主人是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则由开国元勋林伯渠所掌。长征中，他“手举马灯照万人”的光辉形象，在民间广为传颂。那时，他除了一身军装，随身带着五样宝：粮袋、草鞋、棍子、马灯和挎包，而我就总是睡在他的牛皮挎包里。
可自1935年，我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县与他分别之后就再未相见了。我流落民间数十年，几经辗转，直到1988年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族农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屋顶上发现我，才得以重见天日，供人瞻仰。
1934年，我年近半百的主人林伯渠，担任了中革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开始全面负责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每到一地或在重大行动之前，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和分配粮食，以保障部队供应。
主人在筹粮工作中，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得到了大家的称颂，让我也非常自豪。在黑水附近的侧格，他就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总政治部通过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
《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时，才允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的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个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款……
1935年9月，我跟着主人一起到达了迭部县。红军战士们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幸好当地藏族卓尼杨土司粮仓里存放着充足的粮食，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有一天，主人带着我和工作人员在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崔谷仓筹粮时，遇到了多次寻访而未果的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主人得知她就是粮仓看守人的妻子之后，连说带比划，告诉了她红军要借粮的事情，当场给她写下了一张借粮字据，并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了我，在字据上盖上了大印。
主人忙着去招呼大家分粮食，巴保的妻子趁他不注意，把我偷偷揣进了怀里带走了。9月12日，主人在迭部的俄界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因军情紧急，匆匆随军离开了当地，却没有留意到我已经遗失了。我听说，后来主人曾多次差人来寻我未果，甚是遗憾。
巴保的妻子为什么要拿走我呢?后来，我听她讲，她是怕借粮的事，万一卓尼杨土司问下罪来，就可拿我作证赎罪。由于不识汉字，她不知道当年用我盖了大红章的那张字据，就是可以交差的证据。
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族农民安告爷爷手中，他一直把我当作至宝，去世时还揽在怀里。安告奶奶帮安告爷爷入殓的时候，发现了我，她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便用小羊皮袋子把我收藏了起来，藏在了屋顶上，直到安告在翻修房屋时我才被发现。
如今，我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收藏在迭部县文化馆内供人们瞻仰。我的故事被口口相传，纪念着我的主人和红军战士们的那一段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