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如里公馆。辛蘅若曾在此坐镇指挥将属于湖南的三万多两黄金偷运到广州。
位于坡子街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金库，在初次封存时，计存黄金33150两、白银22万余两、银元839000枚。
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
偷运黄金后，辛蘅若连夜乘火车逃往上海。在萍乡被抓，押回长沙后被软禁于湘雅医院。
撰文/记者储文静长沙报道
九如里老公馆和被软禁的银行经理
民国时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地址设在坡子街。如今，在这条充斥着口味虾和臭豆腐的油烟味道的美食街里，早已寻不到它的踪迹。但与这起黄金案有关的另一处地址，却历经风雨，依旧向人讲述着那段乱世故事。
这个夏天，记者再次来到长沙开福区潮宗街，踏过梓园巷西侧连升街的石板路，走近这片民国时期红砖清水墙老式公馆群。那些如烟的往事，又再度清晰起来。
公馆群建于1916―1918年间，所在的街巷有一个文艺的名字：“九如里”，依旧镌刻在门楼上方的汉白玉石碑上。九如里相传因旧时有9户体面人家居此而名。“九如”又是一吉祥用语，出自《诗小雅》中“天保九如”的祝寿之辞。201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人与长沙风景》一书里，曾介绍过九如里2号公馆和它的主人——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辛蘅若其实算不上什么名人，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完全因为一件被当时媒体称为“乱世黄金案”的案子。他曾坐镇指挥将银行三万五千余两黄金偷运广州，一时引发轰动。
一个中央银行的地方分行，如何存有这么多黄金？一个分行经理，如何能做主把这些黄金私自运走呢？
这首先得从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谈起。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重建祖国，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旦夕数变，使得工商业无法经营。这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仅两个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
时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然而，此时的中央银行负责人却置湖南人民利益于不顾，口头上表示未经省政府允许，决不将金银运走，但事实上却在一夜之间，将黄金三万多两秘密运往广州。
黄金运出之后，辛蘅若连夜从九如里公馆出逃，被押回软禁于湘雅医院。后被释放，去了香港。
2004年，九如里包括辛蘅若公馆在内的4栋公馆，因其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被公布为长沙市重点保护历史旧宅，2010年进而被公布为开福区不可移动文物。
今天，人们在九如里辛蘅若公馆内仍可找到当年地下室的痕迹，这个地下室长20米、宽3米、高2.5米。这里有没有藏过黄金，就不得而知了。
“金圆券换来的储备金，不能随意动用”
本来，这一批黄金是有望留在长沙的，为了保住这些黄金，当时工商界人士第一次联合起来，据理力争。1948年时任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的湖南省参议员陈云章，亲历了这场黄金保卫战。1989年，《湖南文史资料》编撰“湖南和平解放专辑”时，陈云章回忆了这段经历。
陈云章撰写回忆文章，在发行金圆券的前一天，他正由南京飞往长沙，在飞机上记者要他发表谈话。或者是由于事出匆促，思虑不周，陈云章吁请工商界全力支持。事后他深知这种改革对工商界极为不利，回长沙后在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指出：“翻遍货币史，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进行中改革币制的，新币制的前途，说来是很艰难的。所谓通货，一定要有货才能通，假使不增加生产，即金圆券也好，银圆券也好，都免不了法币的同等命运，改革币制措施，中国将更进一步与美国合作，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亦将受到美国的支配。”
随后，湖南省工业会在营盘街国际大厦约集工商界举行经济改革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各方面代表52人，在这次会上发言者对金圆券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人说：“这几天中央银行金银兑换的拥挤和连日利息的降低，证明政府经济政策收了效。”有人认为“发行金圆券是政府的眼光”，有人认为：“客观上来说，在当时的局势下，法币已不能担负振兴中国经济的任务，所以需要要一种新币来负担。此次所采取之制度，不是金币本位制(实金制)，也不是金汇本位制(虚金制)，更不是金块本位制（准备制），而是与虚金制及准备制相近的新金汇本位制，准备不周确是事实。”
陈云章当时表达的意见则是：“此次币制改革，先天不足，必须后天得调，政府责任要多些。”陈云章说，因为过去的政策百分之九十是政府自已破坏的，是豪门破坏的，希望今后做到守法合理。陈云章极赞成资金转入生产，因为工商界同仁饱受“法币”贬值的痛苦，必须争取政府的合法保障，政府不要动用发行金圆券的储备金。这是1948年8月的事。
工商六团体联合，扣留封存黄金白银
两个月之后，10月25日，辛蘅若宴请陈云章和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等，无意中说出财政部已令他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唐伯球把这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找陈云章商量应付办法，决定由陈云章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对金银进行扣留。
“六团体”指的是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除省工业会外，其他团体各属不同派系，从来是不相容的，通过陈云章几天的奔走说合，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于11月1日借着讨论“工资”的题目，召集“六团体”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同日上午，陈云章还策动了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借讨论物价的名义，召开“留长省参议员座谈会”。这两个会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扣留正待运走的黄金、白银。
“这都是我们湖南人民的血汗，我们要拿出力量来，不准他运走。”在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担任主席的陈云章首先发言。
“现在各地烽火连天，几乎没有一处是安乐土，而我们湖南与其他各地比较起来，尚是比较安全的地带，这次政府在湖南兑换的三万三千两黄金、二十余万两白银、八十余万元光洋，政府要运走，是不合理的。”陈云章认为，照目前的情势看，只有从别处运到安全的湖南来，没有从安全的湖南运出去的道理，“金圆券现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我们湖南决不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我提议，要不准黄金白银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找出路。我们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40万人民，而且要团结湖南三千万人民；我们要拿出行动来，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了不运走的保证后，方能罢休。”
陈云章的话得到了全场拥护，并决定立即包围中央银行，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鼐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和陈云章为领队，率同与会的全体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中央银行经理辛蘅若、副经理陈忠范摄于声势，当即电话邀请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前来调处。
经三方协商后，“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封，由辛蘅若承诺电请中央总行缓运。如必要运时，由他通知省政府。邓介松也向陈云章保证，省府得到运走消息时，一定通知他。
当即清点封存金库，计存黄金33150两、白银22万余两、银元839000枚、美金840元、港币146元。
扣留黄金、白银的第一步行动，国内外报纸竞相登载，云南、四川相继效尤。这也是湖南“六团体”第一次联合起来甘冒风险的大行动。
黄金伪装成镍币，偷偷运走数万两
可是政商的承诺并不值得相信。1949年元旦假期的一天午夜，陈云章突然接到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一职员的电话，说黄金已全部运走，白银亦定当晚起运。陈云章即告邓介松，并亲赴金库清点，尚存黄金10145两、白银235543两、银元650336枚。（上次封存后，中央银行继续有所收存，因此比上次封存数多一点）。
根据《名人与长沙风景》一书的记载，偷运黄金的行动即由家住九如里的辛蘅若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极为诡秘，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然后在1949年1月4日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抵广州。
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出后，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从九如里公馆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邓介松乃报请程潜将辛扣押，责成他追回已运走的黄金。程潜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辛押回长沙后被软禁于湘雅医院。当时，省政府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未允。
陈云章又用“六团体”名义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南京几次派人来湘要求释放，省方则要求退还黄金，造成长沙和南京对立之局。金圆券币制破产了，黄金运走了，剩下的白银和银元，湖南省方以此为基金，于1949年2月初由省银行发行银圆券一百万元。
1949年白崇禧来长沙后，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然后，轰动一时的乱世黄金案便不了了之。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偷运黄金案时间轴
1948年8月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仅两个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湖南省主席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
1948年10月25日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宴请陈云章和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等时，无意中说出财政部已令他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走。
1948年11月1日
湖南“六团体”召开会议。决定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经三方协商后，“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封存。
1949年1月4日
在辛蘅若指挥下，黄金被伪装成镍币20余箱，凌晨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到广州。
1949年1月16日
潜逃的辛蘅若在江西萍乡被抓获押回长沙，软禁于湘雅医院。
南京几次派人来湘要求释放，湖南则要求退还黄金，金圆券制在湖南破产。
1949年3月
白崇禧来长沙后，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轰动一时的乱世黄金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