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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考进长沙的时务学堂有多难

2016-07-13 09:36:00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伍婷婷] [编辑:万姗姗]字体:【  
三贵街29号,垂下来的爬山虎遮住这栋闹市中稍显隐蔽的院子门头,过往行人只能从门缝探得内里少许神秘光景。直到7月2日,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成立,这里开始不定期对市民免费开放。好奇的人们才知晓。

1897年考进时务学堂有多难

4000多人里挑40,半年后还要再淘汰13个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天倪庐公馆,时务学堂旧址的一部分。

天倪庐里的时务学堂碑坊。

虽然它几度易主,还遭遇“文夕大火”,但那些都磨灭不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新的教育制度从这里破壳,传统思想的禁锢也在这里开始慢慢开放。它是陈宝箴、谭嗣同、王先谦、蒋德钧、熊希龄等湖南名士选取的办时务学堂地址,也是梁启超当中文总教习传播维新思想的场所,还是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林圭等仁人志士学习之所,太多人从这里走出,开始改变一个时代。

撰文/记者伍婷婷 实习生刘萌萌

考官谭嗣同,试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

走进“天倪庐”,庭院深深,尽显历史印痕。左边的墙面上嵌入“时务学堂旧址简介”碑匾,右边是绿色琉璃瓦盖顶的“时务学堂碑坊”,梁启超1922年手书的“时务学堂旧址”嵌在其中,学生李肖聃的题记紧挨其后,李况松的跋,陈云章的补记也都依次排列,四块碑石连成一排。

守着宅子的陈家山比划着时务学堂旧址的规模,他说这宅子只是一小部分,包括天倪庐在内到连升街,往前一直到小东街(现在的中山路)以前都是时务学堂范围,“或许更大,具体的可能也没人能描述清楚了。”时务学堂研究会副理事长陈先枢根据相关的史料和一些后裔的口述,大致推断,时务学堂的旧址曾是刘权之府第,面积大概是四五亩。至于时务学堂的内部面貌,1938年的那场大火过后,只能靠亲历者回忆。梁启超的回忆文章和时务学堂章程中曾记录,规定教习讲习时,特选两位高才生做书记,分坐在讲台两侧,记下讲席所讲内容,还规定讲堂上设一“待问题匦”,学生学习过程中有疑义,可用待问格纸将疑难问题写上投入其中。从湖南巡抚陈宝箴曾到学堂调阅课卷的记录可得知,学堂有档案室。学生唐才质文章中曾说到“聚居讲学,意气风发”也能从中推断学生住集体宿舍,其他的无太多史料可查。

但时务学堂的招考是非常详细的。第一次考试是1897年9月24日,在考前7天,陈宝箴将《时务学堂招考示》刊发在《湘学新报》,并在省城大街小巷张贴。恰逢清廷三年一届的“秋闱”乡试,参考的学生将这个消息带到了湖南各地,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当时,招考审查和招录都极为严厉,各府州名额实行分配制,除了长沙府24名外,其他府州5至12名不等。第一次招考经过挑复再扃试,录取了40名。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学生只剩下27人。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手订《学约》十章,开设经、史、诸子学及西学等课程,撰《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教材。录取的学生分成中文内课生、中文外课生、西文留课生、留堂试习生等,梁启超将此地作为维新思想传播阵地。他每日给学生4小时课程,要求学生根据所学教材做札记,他晚上批阅札记,有时留言千字之多。

时务学堂的第二次招生是1898年3月22日,出的作文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这次确定下来的各课学生为48名。第三次招考是1个月后,由皮锡瑞和谭嗣同担任考官,考试项目同样是作文,题目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考生答题要是没有较为独到观点的,一般跟时务学堂无缘。

经过五次招生学堂满员,初选人数为264人,正式录取的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25人。至1898年戊戌政变,时务学堂创办未满一年,之后改为求实书院,这些招录的学生也随之走向各处。

初次亮相中国政治舞台:多人就义

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首次练兵。

1899年注定不平常,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周宏业、唐才质、李渭贤、陈为鐄、朱茂芸等先后辗转去到日本,加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大同学校。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分为改革政治、精研军事、注重教育三派,并准备在各自精通的领域大显身手。

也就在这年冬天,教习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寻求救国之路。第二年,他在长江中下游组建自立军,计划分别在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处武装起义。这一消息在学生中间传开,吸引了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锷、石陶钧、唐才质等人的回归,他们加入自立军,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其中林圭有“庚子一役,唐、林并称”的美名,他是时务学堂二班的学生,唐才质曾回忆,时务学堂的学生中,他印象较深刻的是湘阴的林圭,因为他仰慕谭嗣同,也被谭器重。有一天,他曾对唐才质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曾、左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复清室,反掌事耳……吾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听完这番话,唐才质第一反应就是他够“大胆”。果不其然,在这次自立军起义中,他和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军中统领,成为仅次于唐才常的领导人,但因为事机不密,起义失败,与唐才常在武昌就义,年仅25岁。

和林圭同时被捕就义的还有田邦璇和李炳寰。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一班学生,和蔡锷一样是高才生。唐才质曾和他住一宿舍,还换帖为兄弟。李炳寰在上学那会儿常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这次自立军起义,他任汉口军中文案,办理总机关文牍事务,1900年,总机关破获,他也未能幸免。田邦璇在该起义中往来湘鄂,任自立军后军统领,联络同志,协助筹款,负责安庆一路的起义发动,他还将在时务学堂上学的弟弟田邦玙也带着一同加入自立军,奈何事情败露。

1898年春入学时务学堂的蔡钟浩也加入了这次起义,他和一班上学的弟弟蔡钟沅一起,在汉口协助林圭组织中军,在常德筹划响应,汉口总机关破获后,他就义于长沙。在学校上学时,他的思想尤为激进,常常将“闻独立自由之义,集同人开自立党于长沙,刊章程,编会籍……湘人之唱言自立者,实以君为始。”挂嘴边。

这次起义失败后,有人曾统计参加该活动的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多人,首批学生占多数。而在1919年,毛泽东曾评价,“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

在这次起义中幸存的秦力山、蔡锷、石陶钧等又投入到接下来的各种民主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