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图为新民学会部分会员于1919年11月16日在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4毛泽东，1排左3陶毅，左5劳君展，2排左4周世钊，3排右1何叔衡，4排右1夏曦。（资料照片）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送萧三、劳君展等6位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蒙蒙细雨中的上海半淞园合影留念。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壁、劳君展、周敦祥。（资料照片）
制图/张杨
夏远生
1 毛泽东领导的奋斗向上的新民学会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中坚
1918年诞生的新民学会，是先进知识青年的革命团体，很快成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力量。因为新民学会的领导者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凝聚了一批有血性、有志气、有抱负、有担当的爱国青年。他们朝气蓬勃，目光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树立了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想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做一番事业。新民学会的70多个会员，多数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各项工作。
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批自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志同道合，合群奋斗，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让国内外的人们都为之瞩目。
新民学会是一个奋斗和向上的青年团体，求知欲、发展观、创造性和开放精神都特别旺盛。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确定了“国外发展”和“国内研究”并重的开放战略，实行“中外研究法”相结合和向国内、国外共同开放的发展方式。新民学会会员素质良好，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富有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勇于改革生活，开拓进取发展。他们在中国新旧时代与社会激烈碰撞之际，怀着一腔热血豪气，无所畏惧地去创造新的生活，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蔡和森等带头倡导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向国外开发进取。同时毛泽东又坚持留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向省内外发展探索，研究和解决湖南、中国的问题，“从事实际的改造”。
新民学会会员、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回忆说，五四前后到建党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
2 新民学会积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做工求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斗争
1918年夏，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从湖南省立一师毕业了，他们求学求知求真理的心仍然炽热，黑暗现实中的就业前途又很渺茫。恰在此时，毛泽东接到杨昌济教授从北京写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深造，同时告诉他一个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收信后，无暇考虑去北大读书的事情，却抓住赴法勤工俭学这个机会。他一直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强调说：
“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十几个会友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留法勤工俭学问题，认为青年学生要担当起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责任，必须加紧学习和锻炼，而法国是巴黎公社革命的故乡，又靠近东欧革命高涨的地区，让一些青年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学习新技术，接触新思想，不但能够了解到欧洲工人运动状况，也可以间接学习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实在是培养和锻炼青年学生的好途径、好方法，于是决定留法一事“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先行赴京筹备。
随后，1918年8月15日，罗章龙、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李富春等20余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与蔡和森会合，打定主意，坚决投身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代潮。
毛泽东与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上。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留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经费，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留法预备班，做出国的各种必要准备。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去法的青年离开北京赴上海。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毛泽东和吴玉章等人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3月29日毛泽东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鼓励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大胆迎接异国他乡的新生活，同时不要忘记了新民学会的宗旨和任务。
1919年7月，蔡和森从北京回到长沙，一面向湖南人民介绍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一面积极鼓动和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了达到“唤起国民之觉悟”，并“使女界同时进化”的目的，蔡和森动员母亲和妹妹一道到法国去，加入勤工俭学的行列。
为了动员更多的女子赴法，蔡和森还要妹妹写信给正在家乡溆浦办学的好友向警予，邀她一道同行，并联名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向警予接信后，立即结束了溆浦女校的工作，赶往长沙。
对于向警予和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的行动，毛泽东十分赞同，表示希望“多引出大批女同志出来，多引一个，即多救一人”。全国旅法勤工俭学女生60名，湖南占40名。
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和李维汉等150名青年，从上海搭乘邮船漂洋过海赴法国。沿途不时有热血青年上船同行，使船上的勤工俭学学生达207人。这其中有湖南的42人，相当一批骨干是新民学会会员。经过近40天的海上航行，他们于12月7日抵达法国马赛。华法教育会把他们30多人安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的一座军用帐篷里，等待安置工作，以实行勤工俭学。
这期间，李富春与李林、贺果、任理、张昆弟、李维汉等人结成一个伙食单位，自己起伙，吃的是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等廉价食品，有时买点卷心菜、大白菜，很少吃到肉。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会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些书刊对初来乍到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表示：“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苦学生”，“就是实行劳动的先导人”。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向警予等人一道乘法国邮轮启程赴法。这是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2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50余人，其中湖南女生6人，54岁的蔡母葛健豪随儿女赴法，引起了极大轰动，给女界巨大鼓舞。上海《时报》称之为“中国女界之创举”。长沙各报刊也刊载消息，发表评论，称赞蔡母是一位“惊人的妇人”，以这么大年龄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
1920年2月，李富春、李林、李维汉、张昆弟、任理、张增益、贺果、罗学瓒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为工学世界社），以劳动好，学习好，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为目的。在日后生活环境和斗争磨练中，在不停地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从1918年至1920年，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骨干，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积极输送了大批有志青年出国求学，并派出了新民学会许多成员带头向国外发展。毛泽东自己却一直没有登上海轮出征，而留在国内。许多会员、同学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志的令人钦佩的人，出国留学，定大有作为。先到德国的罗学瓒曾写信劝毛泽东：“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毛泽东拿定主意，仍然认为：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我们应先研究中国文明，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我们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上稍为尽一些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况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
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已有1600多人，其中以四川、湖南为多。湖南人有346人。在众多赴法学子中，有在湖南教育界工作20多年的徐特立，以及蔡母葛健豪等老一辈的先进人物。因为参加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同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斗争，而被无理囚禁和武装押送回国的104名中国学生中，就有蔡和森、李立三等43名湖南学生。
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率领和指导下，发扬了奋斗、进取、发展、开放的时代精神，在新民学会和湖南青年向外发展的事业中，特别是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赴法勤工俭学的最大成果，是提出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新民学会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直接成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蔡和森与毛泽东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通信，成为最早的党建文献之一。他们对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毛蔡二子”协力建党功不可没。他们进入湖南一师后，便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并且善于独立思考。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蔡和森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他们所持的实事求是的冷静眼光和分析态度，无疑是对当时“全盘西化论”与“保存国粹论”的有力批评，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肃驳斥。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去伪存真的探索，使他们历经曲折的探索之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其优秀的品质、出众的才华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成为先进青年的核心，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几乎同期展开。
蔡和森在到达法国蒙达尔纪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用“霸蛮”的精神，“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求索真理，付出了惊人的艰苦劳动。他还及时向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友宣传、扩散、介绍，并相互讨论分析。他通过大量的阅读、比较，确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三封长信，是系统地宣传介绍马列学说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献。其他赴法会员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萧三、张昆弟、刘清扬、蔡畅等，在赴法勤工俭学中，都积极学习和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转变自己的世界观。
在国内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李启汉、罗章龙等人，也潜心致力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帮助，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筹办文化书社，从事工人、平民教育，努力使刚刚学到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工人运动、与青年学生运动相结合，让真理的光辉照耀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追求美好理想的中国人的心房。
与此同时，新民学会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使学会核心层发挥出“联共党小组”那样的战斗作用和先锋作用，开始在国内和国外同时进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探索。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全称以及阐述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明确理论的是蔡和森，他在1920年7月率先提出“组织共产党”，比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约早5个月。他在写给毛泽东等会员的几封信中，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阐明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鲜明观点和理论主张，对国内毛泽东、何叔衡和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给予了有力的影响和推动，他还实际参加了筹组旅欧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工作。
毛泽东通过“国内研究”的结果，得出同蔡和森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蔡和森提出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更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向旅法会员通报了国内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他于1920年10月建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使湖南有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活动。
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了。他们不仅成为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开始认识到，只有把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形成领导核心组织，才能更好地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
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为主召开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蒙达尼会议”，第一次提出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张。
1921年初，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国成立。主要成员是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他们又发展了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是长沙人，在国内时就参加了上海党组织。刘清扬是新民学会在法国发展入会的会员。
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李富春等是首批少共党员。蔡畅在法国里昂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任旅欧青年团支部负责人。向警予、萧三、欧阳泽、熊季光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外也参加了创建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
毛泽东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旅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斗争和建党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1936年明确指出：“当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参加旅法勤工俭学的湖南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有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向警予，无产阶级革命家何长工、蔡畅、欧阳钦、徐特立、萧三、李卓然、唐铎、萧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陈公培，著名英烈张昆弟、罗学瓒、颜昌颐、林蔚、佘立亚、刘云、高风、孙发力、鲁易、毛遇顺、李林、黄五一，“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贺果，科学家侯昌国、张怀、尚其煦、劳君展、肖光炯，教育家罗喜闻、刘明俨、肖拔。他们是国家栋梁、人民英雄，风范长存、英名永驻！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