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绥宁关峡大园村，胡萍在做方言调查。图/记者袁树勋
方言有什么用？
用导演贾樟柯的话说，方言有着更微妙的情感传递。如果一个人完全不会一种方言，他失去了很多准确表达情绪的机会，也失去了与方言世界中那些想象力的相遇。
方言有什么用？
这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方言学家胡萍经常遇到的问题。胡萍参与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语言保护工程，这个工程试图留下方言世界的标本。她感觉自己走进了一片物产丰富的森林。比如邵阳绥宁老辈人将日食说成“日头打伞”；关峡苗族平话将浪花叫做“水巴掌”，因为它就像手掌上长出了手指……
“多么有想象力的表达，”胡萍反复体会着这个词汇抑扬顿挫的方言发音，如同咀嚼甜美的果肉。
如果方言消失，随之消失的，只怕是许多的韵味。
方言消失，普通话就成了无源之水
“天狗吃日？你们本地话，真是这么称呼‘日食’吗？”胡萍反复问。
朗立德，64岁的老年男性发音人，反应敏捷的前货车司机，这次犹豫了。
这是3月20日的下午。朗立德回到绥宁县长铺镇长铺村的家中后，马上去寻找村里更年长的人。第二天他告诉胡萍，“有个90多岁的老太太说，老辈人喊‘日头打伞’。”
“多有想象力的词汇。”胡萍觉得自己又采到一枚艳丽的果实。她反复体会着这个词汇抑扬顿挫的方言发音，如同咀嚼甜美的果肉。她确信自己走进的是一片物产丰富的森林。
欣喜之余，她又有些担忧，如果年纪最大的那代人故去了，绥宁还有人知道“日头打伞”这个词吗？
胡萍参与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2016年的计划中，设立了319个方言调查点。有21个点在湖南，胡萍，负责其中的“绥宁县方言”。朗立德是团队所挑选的方言发音人之一。
胡萍曾向老、青两位男发音人提问，“蜻蜓，用你们本地话怎么说？”
青年发音人，30岁的贺绍源，犹豫了会，用方言说“就是‘蜻蜓’”。老年发音人朗立德，倒还记得它的方言词汇，“辣利蝈蝈”。朗立德还记得，“姐姐”用方言叫“大大”、“外甥”叫“外外”、“麻雀”叫“麻吊子”。贺绍源只记得它们的普通话词汇。
胡萍不觉得意外，她在太多地方见过类似的故事，比如距长铺镇几十公里的关峡苗族乡。
关峡苗族讲一种叫做平话的古老语言。关峡平话中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掀起水珠的浪花，好像手掌上长出了手指，因而被称为“水巴掌”；蝙蝠身似老鼠，又喜居屋檐内，被称为“檐老鼠”；至于织布机上的梭子，来回穿梭，神似活动敏捷的老鼠，被关峡苗人叫做“飙老鼠”。
“方言的一大价值就在这里，它为普通话提供了丰富的词汇，让它始终保持活力。”胡萍的这个说法，已经被满语所印证。
满语已经消失了，但很多词汇如“耷拉”、“麻利”、“别扭”，却流传下来，成为普通话的一部分。这些词汇拙于思辨却灵活生动，在熟练掌握它们的作家的文字中，往往是最深入人心的一部分。
“如果方言消失了，普通话不就成了无源之水？”胡萍反问。
不仅如此，方言中的那些韵味，是不是也消失了？
3月15日，绥宁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绥宁方言”发音人选拔现场，一名候选对象。图/记者袁树勋
随方言消散的还有诗意与时光
消散的可能不只有韵味，还有一部分的地方史。
年轻的发音人贺绍源忘记了“蜻蜓”的方言词汇，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是“拉箱”、“扒杆”，也不知道“樵头”、“揽子”指什么。
它们是放排工人的用语。绥宁森林资源丰富，没有公路的漫长历史中，当地人把粗大的树木伐倒，扎成束，顺水飘下，名曰“放排”。这是项辛苦、危险、讲究集体协作的活计，在漫长的岁月里孕生出独特的群体文化。
贺绍源只能在武侠小说中想象那群人——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把他们写成了“排教”。
64岁的朗立德，有幸目睹这个群体最后的身影，那是上世纪80年代。但他，包括他见到的那些放排工，也没机会聆听前辈们苦难又诗意的《放排歌》：“排头江风阵阵寒，排尾情歌梦情娘。魂飞魄游来到妹家共凳坐，攀肩细语声声诉短长。”
这首侗族叙事长歌，如学者所说，只有抱着土琵琶用侗族人的语言吟唱，才能体会到它独特的魅力。但今天，只有几百公里外的广西三江地区，才能找到这首长歌原生态的影子。绥宁的侗族，尽管同属三省坡侗族聚居区，没人能唱这首歌了。
同样与方言唇亡齿寒的，还有越剧、川剧、粤剧、昆曲，以及湘西南地区的《挖山歌》。
挖山歌曾流传在绥宁北部、洞口一带，是一种说唱结合的劳动调子。当地汉族先人排成长队，沿山挖垦，为缓解疲劳，信手拈来歌词，看人说人，看物说物。
民族声乐学者谢立山研究过《挖山歌》，把它独特的“闪电颤音”定义为“方言声调上的旋律加花”。但在今天，当地人已经不会集体出动，沿着陡峭的山坡成排开垦。《挖山歌》“一唱众和，一领众呼”的宏大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
即使如此，《挖山歌》仍然有研究价值。除了声乐学上的，还有语言学和历史学上的。
语言学家们发现，流传过《挖山歌》的洞口、绥宁北部、隆回北部这片区域，在方言版图上是个奇特的存在。它是一片赣语的飞地，在湘语片区的包围中显得格外醒目。
这片飞地是如何出现的？《谢氏族谱》等古文献中提供了一个线索：元末明初之际，江西泰和一支汉族人，为避战乱，迁居此地。
方言研究和历史研究，在这里相遇了。如果把视野拉宽，能发现更为重要的历史痕迹。湘桂粤交界的广袤地区，山河阻隔，湘南土话、桂北平话、粤北土话、湘西南平话，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如果方言消失了，它连接的各类传统文化之间，会不会出现断裂？”胡萍反问。
社会逐渐正视方言的价值
这个担忧，在她看来，早已成为现实。在关峡，随着一辈人的故去，一辈人的出生，代季更替间，独特的语言世界日益式微。村里最老的老人，也不知道“抛媚眼”为何会被称为“扯油丝眼”，只说是老辈人传下来的。
“扯油丝”这个事物——如果它是一项活计的话，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没法通过观摩来寻找它和“抛媚眼”之间的关联。
胡萍调查的一个家族中，老人依然固执地使用“水巴掌”这个词，中年人则更习惯使用县城通用的说法——水花。至于家中的孩子，按课本上教的那样说成“浪花”。
让胡萍感到欣慰的是，社会逐渐正视方言的价值。除了政府意志的转变——她参与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些普通人也表现出对方言的热情。
绥宁方言发音人选拔时，候选对象杨荣兴带来了一篇手写文章，标题是《长铺地名的由来及方言始末探究》。
另一名候选人，落选后又找到胡萍，呈上自己整理的一叠方言民歌、俚语集。
“我选不上没关系”。他对胡萍说，“别让这些老话失传了。”
现状与未来
永久保存的方言资料能否不限于“保存”
在方言最后的堡垒——县城和乡村，胡萍越来越多地见到这样的场景：年轻的父母担心孩子学不好普通话，在生活中也禁止方言，用蹩脚的普通话和孩子交流。
“我很想告诉他们，一个人可以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学习普通话和学习方言是可以并行的。”胡萍说。
年轻家长们的担忧，很难就此消除。从全国“推普”的上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车站、商场等公共场合，都挂出了“请讲普通话”的提示。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语言不再仅仅被当做一种工具，也被视为文化资源。照这个观点，方言就是一种地方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保护，开始得到官方的重视。
2013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明确提及对方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调查收集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声语料……科学保存中国各民族语言实态。”
眼下正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就是上述理念的实践。
这项工程，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在2015年启动。它计划利用5年时间，以县域为单位，调查、保存并展示全国各地的方言。胡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语言保护工程。
2016年的计划中，设立了319个方言调查点。有21个点在湖南，方言学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胡萍，负责其中的“绥宁县方言”。
按工程的规划，一般情况下，只采集各县县城方言，作为县域方言的代表。
采录团队需要在县城内找到老年男女、青年男女四名发音人。
“如果你入选了，几百年后的人想知道现在的绥宁话是什么样，上网打开资源库，看到的是你的音容笑貌。”在发音人选拔现场，胡萍循循善诱，“你就成绥宁话代言人，流芳后世了。”
选拔在3月14日举行。县教育局找来了20多个候选人。
发音人有条件：父母、配偶必须是在绥宁县城长铺镇出生，没在外地长居过。
在胡萍看来，这两条都很必要。
她曾经在长铺镇碰到过一个老人。老人的父母是四川移民，他在镇子上出生长大，60多年了，仍然有四川口音。
至于没有在外地生活过，这对老年人还好说，年轻人就麻烦了。县城很小，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中学毕业后即使不读大学、不参军，一般会选择外出打工。10个青年男女候选人，一下子就被剔除掉一大半。
好在，最终还剩下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发音人各一个。老年男女发音人也选出来了。胡萍要花近两周的时间，调查他们的发音和词汇特点，并进行摄录和保存。团队中的语言专家，记载发音人的发音和词汇的特征。摄录师拍摄他们的音像资料。这些资料最终会送入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库，永久保存。
责编：万姗姗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