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教材教辅热，上海名书店大抢生意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传播新思想的“新书”发行相对于文言“旧书”出版已取得极大优势。此时，又一阵新狂飙从天而落。黎锦熙、杨昌济、刘宗向、徐特立等名教师齐聚浏阳门内定王台下的李氏芋园，大办“宏文编译社”，自办印刷厂，从事教材教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长沙书业一改旧观，名校名师编印的教材教辅大受欢迎，如宁乡人吴起鹤开办的湘芬书店销售杨少岩等名师编著的《初中代数》等书，颇为长沙广大名校采用。
但上海大书店不但资本雄厚，且名声响亮，在几年之间几乎垄断了长沙教材教辅市场，成为书店营利的重要增长点。
1898年（戊戌变法那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早在长沙开设以经销教科书参考书为主业的分馆，始设繁华的道门口（今黄兴路步行街黄兴广场），后迁南门口，一口气就在今黄兴南路建了两处三层楼门面，所出教材从儿童读本到大学各科教科书，无一不备，长沙各中学采用的理数教材，多用商务版。其辞书《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也大受欢迎。1912年中华书局在长沙开设分店，以高、初中史地教材最畅销，又出有《辞海》与商务《辞源》相抗衡，刊印的《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也颇有市场。1922年和1931年，上海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也分别在于长沙开设分店，世界书局的初中英语教材、开明书店的国文教材进入不少湖南校园。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创办的正中书局则以政府指定的《公民读本》据有垄断地位。
书店即战场，老照片中突现“新湖南报人”的潜伏和战斗
十余年前，湖南日报社华声在线刊发过一组民国时期的长沙彩照，其中一张彩照呈现了抗战胜利后长沙商业街道的街景。据笔者考证，这组相片为蔡锷中路街景，时间为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理由是，笔者发现照片中间偏右方向出现了“中国文化服务社湖南分社”，这是一家极著名的书店，也是一处臭名昭著的文化特务机构。抗战胜利初期，这家书店店主、中统特务陈士棻对长沙的进步书店进行过残酷迫害和打击。蔡锷中路当时名为伯陵路，后改称蔡锷路，而蔡锷路拓街，撬走麻石，铺成砂石路，据民国报纸记载在1948年下半年，经一百天的修建，于1949年1月10日终告完工。
从晚清直到民国，长沙书店主要集中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的书市之中。抗战胜利后，不少新迁到长沙城内的书店开始集中到今天的蔡锷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沙兄弟书店。
长沙兄弟书店前身为抗战时期重庆的“三联书店”，于1945年12月初进入长沙筹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发行机构，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当时书店领导邓晏如等决定把书店名称定为“兄弟书店”，寓意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亲如兄弟。经一个多月筹备，于1946年2月5日开店营业，选址蔡锷中路伍家井与宝南街两条巷口之间（曾经的外文书店附近）。因经销书刊倾向进步，每天店门一开，人如潮涌，川流不息，吸引了大量青年学生。书店员工共计9人，有邓晏如、周逸萍、伍迅云、邓钧洪、周玲、李茵等。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发生了重庆“校场口事件”、新华日报馆被捣毁等事件，5月底长沙发生中统特务陈士棻等特务捣毁长沙求知书店和中国书店事件，求知书店徐姓两兄妹均遇难。经请示，已被陈士棻盯上的兄弟书店决定撤离长沙，书店员工邓钧洪、李茵夫妇不久之后转移到解放区。
邓钧洪后成为新湖南报编委、湖南日报社长和总编辑。他就是名教授邓晓芒和女作家残雪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