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县城那些返乡的高考第一名:努力适应异样眼光

2015-06-26 08:49:56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袁树勋] [编辑: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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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的状元墙上刻着37年里82个县高考第一名。 图/记者袁树勋

N县地处湖南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从1977恢复高考到2013年,这里出过82个县级高考第一名(有并列),24人考入北大清华。

潇湘晨报记者了解到了其中43人的近况。最有成就者,位居中国探月工程副总工程师;最令人唏嘘者,已溘然长逝。部分人去了国外,也有人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并留下来的,有6个人。他们如今在干什么?在熟人社会里,高考第一名这个标签,又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本报记者袁树勋报道

光环 不混出个样子根本没脸回来见人

2004年的夏天,该县理科高考第一名李平,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座谈会上,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致辞,把1000元奖金送到了他手中。

摄像机录下了这个镜头,在县电视台轮番播放。小城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全民话题:这孩子以前成绩怎么样?他要学的专业有没有前途?他的父母是谁,是怎么教育的?

熟悉或不太熟悉的长辈指着李平,教育自己孩子,意思是“要向哥哥学习,今后才有出息”。

去大学前,家人组织了个“升学宴”,为李平庆贺。觥筹交错后,极少跟儿子谈心的李平父亲,特地跟儿子碰了一杯,一番嘱托,大意是:到了北京要努力,大家都看着你呢!

“那场景让你觉得,你不混出个样子来,根本没脸回来见这些人。”10年之后,在县里某局担任科室主任的李平回忆起当年故事,自觉“像经历了一场戏剧”。

比李平早几年毕业的一个县里第一名,经历了更高规格的场面。2006年,他考入加拿大一所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村里组织了热闹的庆典。小学生手捧鲜花排成两队,乡领导抱着牌匾从中穿过,递到他手中。礼炮轰鸣后,领导一番祝福,自然不忘提及他当年的第一名身份。

“你爬得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须的。”他说,“从当上高考第一名的那一刻开始,就被赋予了这种期望。”

类似的故事,杨海道也经历过,只是“第一名”的标签被“名校大学生”替代了。他是1980年代县高考第一名的身份广为人知后,这个标签又被强化了一次。

伴随而来的是本已平息的议论,“比如,你那么好的学校毕业,为什么要回到这穷乡僻壤来?现在当个老师,有多大意思?”杨海道说。

返乡 每个第一名都有各自的回乡理由

上世纪80年代末,杨海道大学毕业。他面临两种选择:在北京找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单位,或等着单位找到系里要人;回到原籍,听从分配。

他班上很多同学是领导干部的子女,都选择了前一种。对毫无门路的农家子弟杨海道来说,选这条路未免有些难度。“那就回老家吧。”杨海道谢绝了班主任“再等等”的劝说,收拾行李回乡。

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另两个回乡第一名,也是相同情况——回到原籍,分配工作。

2008年,李平大学毕业。他也面临着高中老师杨海道当年的抉择:留在北京还是回乡?这对师徒性格都沉默内敛,对北京也有共同的印象:“这城市真大,个体真渺小。”

相比之下,李平的冲突感或许强烈。他所处的时代,贫富差距更大,留在北京的成本也更高——房价就是他迈不过的一条坎。

校门口的KTV是按小时算的,一个小时100多块钱,三个小时下来,半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出门打个的,一天的生活费还不够车钱。

四年过去了。李平发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走出大山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毕业正好又遇到金融危机。尽管以他就读大学和专业的名气,在大城市找个工作不成问题,但他总觉得,“待在大城市,得有支撑自己待下去的理由。”

他本来可以去长沙,离家近,那儿大批工程机械企业,和他的专业对口。但那会儿,他压根不知道这些事。

女朋友在老家附近的一个城市,也希望李平回去,尽管后来两人分手了。

“总之是各种阴错阳差”,2009年的夏天,李平一头扎回了故乡。

每个第一名都有各自的回乡理由:爱情、家人,或者是不喜欢大城市。

众议 家乡熟人的成见是他们的内心魔咒

N县闭塞,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倒数,就业渠道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回乡,要么做公务员,要么正在考公务员。6个回乡“第一名”,除了当老师的杨海道,无一例外。

还有小城人的看法。有一次,杨海道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条件反射似的就把头埋下了。他担心熟人问他,“你怎么也回来了?”那样的话在他听来带着这样的潜台词:高考第一名在外面也混不下去了?

他不觉得自己是想多了,风言风语他也听到一些。这城太小了,人们习惯把精力发泄在议论他人的隐私上,“谁家的孩子在外面一个月赚多少”,“谁家的孩子某某名牌大学毕业,还不是得回来跟大专生一起考公务员”。

比起其他重点大学毕业后回乡的同学,李平受到的议论明显更多些。他在县电视台里露过脸,名字被写在大红榜的最前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李平没法跟周边人解释这些东西,即使解释了,也不过是给闲人们增添更多的谈资。在老家人固执的成见中,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回来——这几乎是每个回乡第一名都要应对的一道内心魔咒。

杨海道早就适应了,他回乡已经二十多年。

最近回乡的那个第一名,似乎还在学习适应,她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早她几年回乡的李平,已经能坦然面对周边人并无恶意的调侃——“这可是高考第一名”,但他还没有完全成为这人群中的一分子。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合节拍。

“第一名这顶帽子真的是个负担”

每当有人介绍李平“在北京读的名牌大学”,他通常呵呵一笑。

有几次他也顺着话题说几句。有人插话:哦,北京我去过,地方太大了,人挤人,还不如小地方过着舒服。

除了“哼哈”几声,他没法再把话题接下去。他眼里的北京,有陌生的温暖,也有冰冷的现实,有诱人的机会,也有危险的陷阱,有繁荣昌盛,也有光怪陆离,和所有大城市一样,它让人又爱又恨。但他很难向在山区小县城待了半辈子的对方解释这些。

和人聊时事,聊一切远离故乡的东西,李平经常有这样的不默契感。他也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与众不同了,后来和几个同龄的回乡大学生聊天——都毕业于不错的大学,有共同语言——李平发现,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他们这一类人。

日常工作中没有太多好聊的,那就不聊了吧。李平最初觉得这没什么。直到有天聚餐,七分醉意的同事提醒他,“有人说你没放下第一名的架子,有点高傲。”

“如果没有状元这个身份,我最多被人说成内向。”那一刻,李平觉得,第一名这顶帽子真是个负担。

他开始注意和同事交流,哪怕是聊些无聊的东西。县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年轻人不少,总能找到些都能接受的活动,比如喝酒、打牌、玩游戏。李平很自然地混了进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有天夜晚他瞥见镜子里的自己,肌肉松弛,小腹凸起。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还有一件事,刺激李平从那些无聊的活动中挣脱出来。早他一年毕业的一个全县第一名,在乡镇政府熬了一年后,考到省城的机关里去了。李平认识那个人,他觉得对方能认真准备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生活太单调,除了读书,没别的事可干。”

高考第一名为何会成为全民话题

上世纪80年代,N县出了7个北大清华生。90年代,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有10个。

进入新世纪,这项指标呈现严重下滑趋势:2000年至2003年,有5个;2003年至今,只有一个。关于这个第一名的归属,还引发过一些争议,因为她高中不是在N县读的。

为什么会这样?在许多县里的教育系统人士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学生都被外地中学挖走了。

在县教育局一名官员的眼里,外地学校挖“尖子生”的行动是系统化的。

“外地一些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我们县里布有线人。县里期中期末考试一结束,成绩单没多久那些学校就拿到了。然后,找到尖子生的家里做工作,免学费、给奖学金,各种手段都有。”上述官员说,“它们聚集的尖子生多,升学考试成绩自然好,这是最好的广告,又可以吸引生源。”

数年下来,该县生源外流成为常态。

隔壁一个县的中学,开了“N县班”,常年维持两个班的规模。

靠近市区的一个县,专挖复读生,该县每年都要流过去一两百人。

至于成绩最好的那些学生,基本上被省城的学校挖走了。对此,N县的很多中学老师有切肤之痛,他们能掰着指头数,哪个学生去了哪里?他(她)当初成绩如何?

为了拦截生源外流,N县学校也纷纷加入争夺。办法也是向外地学校学的。

每年升学考试后,小学和初中门口都会挂出横幅,“祝贺我校某某学生夺得总分全县第一”,或者是“包揽总分前三名”。于是,又有了“小学状元”、“初中状元”。

高中更不用说,除了大肆宣传,还有现金奖励,县高考第一名奖1000元,北大清华生奖50000元。县教育局一名官员说,奖励金额今年可能会翻倍。

北大清华生的招牌效应更好,可惜这些年难得出一个。

县高考第一名,每年总会有的。于是,他们成了宣传的重点。和外地的省、市、县第一名一样,他们走上领奖台、登上电视台,成为议论的焦点。其中的部分人,大学毕业回乡,又会给这议论增加一点谈资。

“只要学校还在争夺生源,包括大学和中学,第一名这个话题,就不会减色。”曾在招生办工作过很多年的杨宗照觉得,“总有些力量在推动它。”

那些回乡的第一名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匿名或化名)

1984年县理科第一名 杨海道 二十多年数学老师

1982年县文科第一名 贺某 县经信委

1982年县文科第一名 李某(并列)县教育局

1987年县文科第一名县林业局副局长

2004年县理科第一名 李平该县某局科室主任

2007年县文科第一名县政府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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