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县地处湖南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从1977恢复高考到2013年，这里出过82个县级高考第一名(有并列)，24人考入北大清华。
潇湘晨报记者了解到了其中43人的近况。最有成就者，位居中国探月工程副总工程师;最令人唏嘘者，已溘然长逝。部分人去了国外，也有人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并留下来的，有6个人。他们如今在干什么?在熟人社会里，高考第一名这个标签，又给他们带来些什么? 本报记者袁树勋报道
光环 不混出个样子根本没脸回来见人
2004年的夏天，该县理科高考第一名李平，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座谈会上，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致辞，把1000元奖金送到了他手中。
摄像机录下了这个镜头，在县电视台轮番播放。小城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全民话题：这孩子以前成绩怎么样?他要学的专业有没有前途?他的父母是谁，是怎么教育的?
熟悉或不太熟悉的长辈指着李平，教育自己孩子，意思是“要向哥哥学习，今后才有出息”。
去大学前，家人组织了个“升学宴”，为李平庆贺。觥筹交错后，极少跟儿子谈心的李平父亲，特地跟儿子碰了一杯，一番嘱托，大意是：到了北京要努力，大家都看着你呢!
“那场景让你觉得，你不混出个样子来，根本没脸回来见这些人。”10年之后，在县里某局担任科室主任的李平回忆起当年故事，自觉“像经历了一场戏剧”。
比李平早几年毕业的一个县里第一名，经历了更高规格的场面。2006年，他考入加拿大一所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村里组织了热闹的庆典。小学生手捧鲜花排成两队，乡领导抱着牌匾从中穿过，递到他手中。礼炮轰鸣后，领导一番祝福，自然不忘提及他当年的第一名身份。
“你爬得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须的。”他说，“从当上高考第一名的那一刻开始，就被赋予了这种期望。”
类似的故事，杨海道也经历过，只是“第一名”的标签被“名校大学生”替代了。他是1980年代县高考第一名的身份广为人知后，这个标签又被强化了一次。
伴随而来的是本已平息的议论，“比如，你那么好的学校毕业，为什么要回到这穷乡僻壤来?现在当个老师，有多大意思?”杨海道说。
返乡 每个第一名都有各自的回乡理由
上世纪80年代末，杨海道大学毕业。他面临两种选择：在北京找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单位，或等着单位找到系里要人;回到原籍，听从分配。
他班上很多同学是领导干部的子女，都选择了前一种。对毫无门路的农家子弟杨海道来说，选这条路未免有些难度。“那就回老家吧。”杨海道谢绝了班主任“再等等”的劝说，收拾行李回乡。
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另两个回乡第一名，也是相同情况——回到原籍，分配工作。
2008年，李平大学毕业。他也面临着高中老师杨海道当年的抉择：留在北京还是回乡?这对师徒性格都沉默内敛，对北京也有共同的印象：“这城市真大，个体真渺小。”
相比之下，李平的冲突感或许强烈。他所处的时代，贫富差距更大，留在北京的成本也更高——房价就是他迈不过的一条坎。
校门口的KTV是按小时算的，一个小时100多块钱，三个小时下来，半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出门打个的，一天的生活费还不够车钱。
四年过去了。李平发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走出大山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毕业正好又遇到金融危机。尽管以他就读大学和专业的名气，在大城市找个工作不成问题，但他总觉得，“待在大城市，得有支撑自己待下去的理由。”
他本来可以去长沙，离家近，那儿大批工程机械企业，和他的专业对口。但那会儿，他压根不知道这些事。
女朋友在老家附近的一个城市，也希望李平回去，尽管后来两人分手了。
“总之是各种阴错阳差”，2009年的夏天，李平一头扎回了故乡。
每个第一名都有各自的回乡理由：爱情、家人，或者是不喜欢大城市。
众议 家乡熟人的成见是他们的内心魔咒
N县闭塞，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倒数，就业渠道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回乡，要么做公务员，要么正在考公务员。6个回乡“第一名”，除了当老师的杨海道，无一例外。
还有小城人的看法。有一次，杨海道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条件反射似的就把头埋下了。他担心熟人问他，“你怎么也回来了?”那样的话在他听来带着这样的潜台词：高考第一名在外面也混不下去了?
他不觉得自己是想多了，风言风语他也听到一些。这城太小了，人们习惯把精力发泄在议论他人的隐私上，“谁家的孩子在外面一个月赚多少”，“谁家的孩子某某名牌大学毕业，还不是得回来跟大专生一起考公务员”。
比起其他重点大学毕业后回乡的同学，李平受到的议论明显更多些。他在县电视台里露过脸，名字被写在大红榜的最前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李平没法跟周边人解释这些东西，即使解释了，也不过是给闲人们增添更多的谈资。在老家人固执的成见中，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回来——这几乎是每个回乡第一名都要应对的一道内心魔咒。
杨海道早就适应了，他回乡已经二十多年。
最近回乡的那个第一名，似乎还在学习适应，她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早她几年回乡的李平，已经能坦然面对周边人并无恶意的调侃——“这可是高考第一名”，但他还没有完全成为这人群中的一分子。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合节拍。
“第一名这顶帽子真的是个负担”
每当有人介绍李平“在北京读的名牌大学”，他通常呵呵一笑。
有几次他也顺着话题说几句。有人插话：哦，北京我去过，地方太大了，人挤人，还不如小地方过着舒服。
除了“哼哈”几声，他没法再把话题接下去。他眼里的北京，有陌生的温暖，也有冰冷的现实，有诱人的机会，也有危险的陷阱，有繁荣昌盛，也有光怪陆离，和所有大城市一样，它让人又爱又恨。但他很难向在山区小县城待了半辈子的对方解释这些。
和人聊时事，聊一切远离故乡的东西，李平经常有这样的不默契感。他也曾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与众不同了，后来和几个同龄的回乡大学生聊天——都毕业于不错的大学，有共同语言——李平发现，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他们这一类人。
日常工作中没有太多好聊的，那就不聊了吧。李平最初觉得这没什么。直到有天聚餐，七分醉意的同事提醒他，“有人说你没放下第一名的架子，有点高傲。”
“如果没有状元这个身份，我最多被人说成内向。”那一刻，李平觉得，第一名这顶帽子真是个负担。
他开始注意和同事交流，哪怕是聊些无聊的东西。县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年轻人不少，总能找到些都能接受的活动，比如喝酒、打牌、玩游戏。李平很自然地混了进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有天夜晚他瞥见镜子里的自己，肌肉松弛，小腹凸起。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还有一件事，刺激李平从那些无聊的活动中挣脱出来。早他一年毕业的一个全县第一名，在乡镇政府熬了一年后，考到省城的机关里去了。李平认识那个人，他觉得对方能认真准备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生活太单调，除了读书，没别的事可干。”
高考第一名为何会成为全民话题
上世纪80年代，N县出了7个北大清华生。90年代，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有10个。
进入新世纪，这项指标呈现严重下滑趋势：2000年至2003年，有5个;2003年至今，只有一个。关于这个第一名的归属，还引发过一些争议，因为她高中不是在N县读的。
为什么会这样?在许多县里的教育系统人士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学生都被外地中学挖走了。
在县教育局一名官员的眼里，外地学校挖“尖子生”的行动是系统化的。
“外地一些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我们县里布有线人。县里期中期末考试一结束，成绩单没多久那些学校就拿到了。然后，找到尖子生的家里做工作，免学费、给奖学金，各种手段都有。”上述官员说，“它们聚集的尖子生多，升学考试成绩自然好，这是最好的广告，又可以吸引生源。”
数年下来，该县生源外流成为常态。
隔壁一个县的中学，开了“N县班”，常年维持两个班的规模。
靠近市区的一个县，专挖复读生，该县每年都要流过去一两百人。
至于成绩最好的那些学生，基本上被省城的学校挖走了。对此，N县的很多中学老师有切肤之痛，他们能掰着指头数，哪个学生去了哪里?他(她)当初成绩如何?
为了拦截生源外流，N县学校也纷纷加入争夺。办法也是向外地学校学的。
每年升学考试后，小学和初中门口都会挂出横幅，“祝贺我校某某学生夺得总分全县第一”，或者是“包揽总分前三名”。于是，又有了“小学状元”、“初中状元”。
高中更不用说，除了大肆宣传，还有现金奖励，县高考第一名奖1000元，北大清华生奖50000元。县教育局一名官员说，奖励金额今年可能会翻倍。
北大清华生的招牌效应更好，可惜这些年难得出一个。
县高考第一名，每年总会有的。于是，他们成了宣传的重点。和外地的省、市、县第一名一样，他们走上领奖台、登上电视台，成为议论的焦点。其中的部分人，大学毕业回乡，又会给这议论增加一点谈资。
“只要学校还在争夺生源，包括大学和中学，第一名这个话题，就不会减色。”曾在招生办工作过很多年的杨宗照觉得，“总有些力量在推动它。”
那些回乡的第一名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匿名或化名)
1984年县理科第一名 杨海道 二十多年数学老师
1982年县文科第一名 贺某 县经信委
1982年县文科第一名 李某(并列)县教育局
1987年县文科第一名县林业局副局长
2004年县理科第一名 李平该县某局科室主任
2007年县文科第一名县政府某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