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前来中信湘雅医院接受治疗的不孕患者不断增多，周边像“幸孕住宿”这样的旅馆也渐渐多了起来。图/记者辜鹏博
7月16日，长沙高新区人类干细胞国际工程中心实验室，26岁的罗优群正用显微镜观察一个处于活跃状态的胚胎细胞。
罗优群曾是一名试管婴儿。1988年6月，他作为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在中信湘雅医院出生，2009年来到卢光琇的生殖工程研究团队，之后一直在实验室工作。今年六一儿童节，他和一群小记者互动，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有超能力”，后来发现自己和普通人一模一样——如今，他多才多艺、帅气阳光，是医院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
在这家他忙碌着的医院，几乎每天，从凌晨5点开始，门前就排起数十米的长龙。检查等环节在中信湘雅总部，移植和排卵等手术则在河西分部进行，每天有10趟巴士来往于这两地，一个巴士50个座位——也就是说，每天有500个左右的家庭，为求得一子在这个城市奔忙。 本报记者王欢长沙报道
连医生都压力大到“要看心理医生”
连续两次移植失败后，32岁的李彦妮(化名)挂到了中信湘雅医院生殖中心主任龚斐的号。
龚斐快40岁了，干这行已经17年，她给人的感觉有点严肃，说话细声细气。龚斐仔细检查病历，发现李彦妮虽然多次植入失败，但胚胎质量还行，可能是子宫容受性不好。她建议李彦妮先做个宫腔镜手术，再想办法进一步改善内膜环境。听到这些，李彦妮又燃起了希望。
这一天，龚斐还接待了15名左右的病人。生殖中心是医院最繁忙的部门，龚斐除了看门诊，还要处理各种疑难病例。7月23日早上7点多，医院大门还没打开，她就来到办公室，换上白大褂，喝了一大杯水，等着第一个敲门进来的病人。
龚斐说，这些患者病情相似，经历也都差不多。刚干这行时，她每天都要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有时候压力太大，躺床上整晚睡不着，脑海里全是那些人在哭啊说啊抱怨啊，觉得自己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见得多了，她也慢慢习惯了，能体会别人的难处，也更明白自己的责任。
整个上午，龚斐再没喝上一口水。她的嘴唇起了一层皮，有病人给她递上矿泉水，她摆摆手，连头都不抬。她忙着跟这些进进出出的女人说话。有人一进门就开始哭，她赶紧安慰，给人递纸巾。很多人来自农村，甚至连阿司匹林是治什么的都不清楚，一些话她要重复三遍以上。时间长了，只要对方一开口，龚斐就知道她老家在哪里。
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30多岁了，经检查双方各项生理指标都符合标准，男方就认为是女方的问题，嚷嚷说“沙坡子地上种什么都不行”，两人差点在门诊室里吵起来。龚斐有点冒火，“你一个男人应该体谅老婆，怎么还怪她呢?怀不上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原因。”
龚斐说，她从没对病人发过脾气，但也不是没脾气，实际上，她是个急性子的人，“好多妇女受气，我心里也过不得，这时候医生不能说公道话?”
不孕的基数递增，原因涵盖多方面
每天早上5点，病人在中信湘雅医院门口排成一条十多米远的长龙。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跟医生见上一面，然后针对病情拿到解决方案。
病人的数量无法估计，中国有多少家庭不能自然生育孩子也缺少相关数据。中信湘雅医院副院长林戈说，“优生优育协会近年公布的数据是15%。”从中信湘雅的临床数据来看，10年前，来这里做试管婴儿的患者有700例，到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27000多。
“虽然这不能完全说明不孕的递增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孕的基数是在增加的。”林戈说。
中信湘雅有全亚洲最大的精子库，但近年来，经常会面临“精荒”的危险。特别是寒暑假，在多数大学生回老家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的捐精者尤其困难，“这也说明，真正能提供优良精子的人群也在降低。”林戈说。
患者中，单一男方有问题、单一女方有问题以及两者都有问题的，各占30%左右，“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精子质量下降速度越快——环境污染、水质重金属超标，是主要凶手。”
除此之外，空气、食品安全等问题，对女性生殖系统带来的影响也很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含有类雌激素，这对女性正常的内分泌和代谢十分不利。”
相对来说，女性的病症及处理要更复杂一些，输卵管梗阻是一个常见的原因，“现在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你看大街上到处是人流广告，但是人流做多了，处理不好的话，可以直接导致女性不孕。”
除此之外，医院也不“欢迎”肥胖人士前来就诊，“我们会建议他(她)先运动减肥。”
在中信湘雅，很多夫妇来此等待接受试管婴儿手术。为此付出的代价，除了数年的时间成本，还有少则两三万，多则数十万元的治疗费用。
在这个群体中，还有三四成的人要面临妊娠失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家庭的黯然分裂。
就算怀上了，也要面临遗传等问题
试管婴儿诞生以来，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人们担心宝宝们是否和自然孕育的孩子一样健康，这种健康包括体质、智商、情商。
林戈的观点是，“试管婴儿跟正常儿童没有区别。”反倒是在伦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
前几年，中信湘雅就碰到这样一个家庭。男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睾丸被切下来冷冻，公公婆婆希望媳妇给他们再生一个孙子，女方刚开始也愿意，但女方父母认为不行，怎么办呢?医院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协商决定，先把睾丸冻存在这里，两年后再看女方的意愿有没有改变。而实际情况是，女方后来果然改变了主意。
林戈在医院主要分管生殖中心和遗传中心，每天迎来送往的，是一张张无助和焦虑的面孔。
林戈自己也是父亲，他说，虽然有种观点是：女人更有母性，怀不上宝宝对她们打击更大，但从男性角度看，如果没有子嗣，面对的压力不比女人小。但他又时常感到“无力”。最近5年的就诊患者中，越来越多奇怪的病例出现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是那种找遍了医疗报告都没有见过的。
一个来自江西的妇女，正常人体外受精的过程中，精子卵子结合后12到16小时，会形成两个核，但这个妇女的受精卵，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7、8个核。
“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核，这些核要么发育异常，要么停在那里(不发育)，这样的妇女结婚以来从来没有怀孕，是什么问题?我们查遍文献，都没有发现类似案例。”
还有一类妇女，她们的卵子不能成熟，没办法与精子结合，最近5年，已碰到几十例这样的患者。“这样的话，医院只能用别人的卵代替，对于一心求子的夫妻来说，肯定是不愿看到的。”
即使怀上宝宝，也还要研究会不会有遗传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新的领域，让医护人员感到“压力山大”。
一个“试管妈妈”的经历
第一步：定案
先去一楼挂号，挂的生殖科，只要几十块钱，拿了一张卡。然后就是上四楼排队等医生。
去前台排号时，护士会要你先核对资料，准备好结婚证，夫妻双方身份证，准生证，然后就是签一堆协议书，录指纹。再接着，护士开一堆单子，抽很多血，包括乙肝、梅毒、染色体，性激素，老公的精子活力检查等等。夫妻双方检查费用约6千左右，其中有几项出结果时间比较久，最长15天。所有结果出来后，护士会通知下次回院时间，正式进周。
第二步：进周
熬过第一关，医生会安排女方在月经第十六天左右去医院做B超，根据个人情况，要先吃些西药，比如妈富隆，据说是让卵巢休息一个月，不让排卵。同时，还要服用阿司匹林。在月经第三天，医生说，可以开始降调，于是去拿药，打降调针。
第三步：促排
降调期间，医生会安排定期B超，要监视基础卵泡的数量，以便测定后面促排用药量。促排期间，遵医嘱多补充些高蛋白，买了花胶，天天煲汤，还有蛋白粉、豆浆等。不能剧烈运动，天天窝在旅店。
第四步：取卵
当卵泡长到18×18左右，就可以取了。休息一天后，第三天取卵，5个以上卵泡，护士会建议做全麻，取卵的前一天晚上12点后，不可以吃东西、喝水，8点前到医院，然后等着医生手术。
第五步：移植
取卵后三天，没接到医院电话，就证明胚胎配成了，可以移植。
上午10点半，护士通知大家去听胚胎情况，我取了8个。医生说，8个全部受精，5个优胚，移三冻二，3个稍差的问我们要不要培养。当场决定，继续培养吧。接着，又签了一份协议，交了1000元培养费，1000多元冷冻费。
移植后的13天就可以测了，不过好多人都等不到13天才测，基本上都早早在家里测了。我是10天才测的。一个月后做B超，成功，太好了!现在，宝宝有一个多月了。
编后
生娃，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话题。但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沉重，是一场遭遇，是一份无时不在却又无处安放的伤痛。
本报连续3天推出的系列报道，关注了长沙的一条街道——“睡衣街”，一个群体——“试管妈妈”，以及一所可能帮她们圆梦的医院。
每天，她们身着睡衣，街上穿梭，往返于医院与旅社间;每天，她们满怀希望，历经种种，或盼着出头之日，或期待重享天伦。
我们祝福这些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庭。
她们的坚韧，正是母爱的伟大：她们承担着太多不该承担的苦痛。
她们的苦痛，也是社会的沉重，正如这一年年增长的不孕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