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湘雅路附近的幸孕旅社，房间的墙壁上贴着小孩的贴画。迎来送往的房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想通过试管技术，生一个健康宝宝。图/记者辜鹏博
湘雅路“睡衣街”，数以万计的女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她们揣着同一个梦想——通过试管技术，生一个健康宝宝。
30岁的小双来自四川，不能自然受孕的她，在老家被人视作“怪物”，为了怀上宝宝，她放弃了工厂主管的职位；41岁的刘萍是一个失独母亲，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能从痛苦中走出来，她选择成为一名高龄孕妇；40岁的贵州女人毛毛和刘萍一样高龄，不同的是，由于子宫“长瘤”，她很可能不会像刘萍一样幸运地当上妈妈，但她依然在等待奇迹。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在这些家庭中，“幸福”的标准同样只有一个。于千万“试管妈妈”中，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写她们的故事，不只为记录她们的辛酸。
位于湘雅路19号的幸孕旅社，7月4日这天迎来一个新房客。
女子叫小双，30岁，老家在四川，坐了7个多小时火车到达长沙。她在旅店房间的其中一张床上住了下来。
房间约10平方米，摆放着三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女人。隔壁是个4平方米左右的小单间，女房客年纪稍大，41岁了。
在老家，小双总抱怨命运不公。来到这条街后，她又觉得“幸”与“不幸”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不幸随时可能指向截然相反的另一端——如果办到了，“你就是命运的宠儿，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就好比这家旅社的名字。
“举全家之力，为求一子” 小双，30岁，不能自然受孕
小双并不忌讳谈自己的病情。她说：“我2009年结婚，之后有过宫外孕，后来就再没怀上了。”
房间里，墙上的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部古装剧，小双和隔壁床29岁的姑娘在热烈讨论男女主角为什么没在一起，她忽然冒出一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命。”
因为不孕，小双没少跟丈夫吵过架。婆婆信佛，这几年，她每天吃斋念佛，为的是能让儿媳怀上。
五年时间里，小双受到村人的排斥和非议，甚至连亲人都对她“另眼相看”。
“一桌子人吃饭的时候，任何一句话都能扯到这个话题上来。他们也不骂你，但那种长吁短叹、怪声怪调，比骂人还受不了。”小双说，很多次，她都想扔下饭碗不吃了，但一想到“确实是自己的问题”，就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农村的事，用小双的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村里人很快知道她不能正常生育，走在路上，都会有人从头到脚打量她，“仿佛我是怪物”。
“不能生娃，意味着你什么都不是。有人娶媳妇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传宗接代。生不了，这个家庭、家族的人都抬不起头来，会很弱势。”
读过大专的小双似乎心存不满，“这是中国女人的悲哀。谈不上什么权利、独立、自由、平等，这些都太扯淡了。她们只有义务，生崽的义务。”
为了怀上宝宝，本来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小双放弃了工厂主管的职位，所有的一切都为“怀宝宝”让路。婆婆辞掉城里保姆的工作，专门留在身边照顾她，丈夫在工厂里白班晚班一起上，为的是凑够来长沙的钱——“可以说，我们这个家是举全家之力，就是为了求得一子。”
隔壁床的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湖南人，她已经完成胚胎移植70多天了。按正常情况，一般胚胎移植28天、B超检查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家养胎。但她的情况不稳定，还不能回去。
她的婆婆陪护着她，老人70岁了，在这里住，每天帮煮饭的阿姨择菜、打扫卫生，一日三餐在这里吃，她要再另算20块钱每天。
“打了三个月针了。”老人伸出手指，瞪大眼睛，指着媳妇腰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老人每晚要跟媳妇挤一张床。这张床只有1.5米宽，为了尽量不碰到儿媳妇，她每晚都缩成一团，“手臂抱着两条腿，像只青蛙”。
焦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电视机关了之后，除了间或响起的叹息声，房间里不再有其他声响。
“7月10号是我儿子生日” 刘萍，41岁，失独母亲
焦虑的人群中，包括一位特殊的孕妇。
刘萍是湘乡人，说话和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今年41岁了，对于孕妇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年龄。年纪比她大的也有，在幸孕旅社曾有一个53岁的女人，因为失去独子来到这里，不过后来她尝试几次也没有怀上孩子。
两年前，刘萍的独生子溺亡，她备受打击，甚至想过“跟着去死”，“后来熬过无数的白天黑夜”，还是没能完全从阴影中走出来。
“7月10号是我儿子生日。”这句话，她在记者面前说过两次。在刘萍眼里，儿子特别优秀，长得高大帅气，成绩又好。每每重复说起这些，刘萍的眼眶都会泛红。她说，“我逼迫自己不去想，但还是想。”
刘萍和丈夫决定鼓起勇气。“只有再生一个，才能把那个坑填满。”“坑”字被她说得很用力。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尝试过两次自然受孕。好不容易怀上了，兴高采烈去医院检查，结果却让他们“倒抽两口凉气”，“医生说胚胎不合格，建议打掉。还说，可能跟我的情绪有关。”
在刘萍的老家，跟她有相似遭遇的父母不在少数。2009年的一次校园踩踏事件，8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之下。“我当时想，真是太可怜了，这叫这些父母怎么过？”不曾想，发出这句感叹之后的第三年，她也变成了“可怜父母”中间的一分子。
刘萍后来和踩踏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母亲成为朋友。那个女人劝她来做试管婴儿，理由是，“那些孩子（指踩踏事件中的受害者）的父母有好几个都做了。”刘萍挨家挨户去打听，果然，有四五个家庭都有了新宝宝，如今都有两三岁了。
她跑回家告诉丈夫，两人都非常高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夫妇俩去年11月来到长沙，在“人多得挤破头”的中信湘雅挂号、做检查、排卵、取卵、移植，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段她再也不愿意重复甚至回忆的经历，“真的太痛苦”。
“万不得已才来这里。”刘萍印象深刻的是打排卵针，“自然受孕一颗卵子就够吧，我们一次要排二十颗。”
好在结果还算顺利。相比那些在取卵阶段不成功，或者移植几次都不“着床”的妇女，她是幸运的。现在，刘萍肚子里的宝宝已经快一个月，她很快就可以回老家养胎了。
只是眼下，她除了要对付内心不时冒出来的“阴影”，也要试着屏蔽所有不利于胎儿发育的因素。
“窗外汽车真吵。”刘萍对外甥女说。17岁的外甥女停下手中的电脑，把窗户玻璃又拉上一点。
床边的桌子上，摆着西柚、葡萄一类的水果，这些都是补充叶酸的。房间没有阳台，太阳光直射进来。电风扇呼啦啦吹着，也阻止不了汗水从咯吱窝流到肚皮上。但是没有人会随便打开空调。
“再怀不上，可能要离婚了” 毛毛，40岁，首次“试管”失败
就在刘萍躺在1.5米宽的小床上“幸福”地养胎时，距离这家旅馆100米远的另一栋大楼里，一位来自贵州的40岁女人却“幸福”不起来。
她叫毛毛，十多年前跟丈夫在浙江的工厂里认识。两人婚前怀过孕，不敢去正规医院打胎，便去小诊所买了些打胎药胡乱吃了，却埋下了祸根。“那以后，我再也没办法怀孩子了。后来去很多医院检查，说我输卵管堵掉了，可能是清宫不干净的原因。”她说。
村里有人告诉她，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她跑去网吧查阅后，跟丈夫来到长沙。经历了将近两年的煎熬等待，她去年做了第一次移植手术。“当时取了两个胚，一个鲜胚移植进子宫，另外一个做成冻胚，被医院冷冻保存了起来。”
然而，怀孕大概两个月后，她去医院检查，显示“胎停”了——这意味着，她只能将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打掉。
当天晚上，毛毛一直哭。她说，“鲜胚都这样，更何况成功率更小的冻胚。”哭声惊动了当时房间里的五六个孕妇，大家的安慰都有些无力，因为“这样的人其实太多了，大家顾不上来”，只有老板娘一遍遍说，“要相信奇迹”。
前不久，毛毛再次踏上从贵州到长沙的火车。为了省钱，她买了硬座票，几乎一路从贵州吐到长沙。为了怀宝宝，他们家前后花了12万，这条路，黑洞一样几乎吸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然而，7月8日她去做检查时，发现子宫有“纵膈”，“就是长了个小小的瘤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医生让她自己拿主意，要不要去湘雅三医院做子宫手术，因为这显然是不利于怀孕的。“我还没想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靠在竹床上，怏怏地说。
中午，毛毛接到电话，是婆婆打来的。她吓得弹起来，“未必她感应到了？”
夫妻俩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有时候吵架，丈夫冲她吼“离了算了”，毛毛嘴上不服软，说“好啊离啊”，转背就一个人躲厕所里哭。
“我不怪他。他被村里人瞧不起，说很难听的话，他就跟人吵架、打架，家里的麻将室也没人来光顾生意了。”毛毛说。
下午2点，老公打电话过来，说他在工地上捡到一把铜，可以卖个百来块，“吃好点，买贵的水果吃”。
毛毛挂掉电话，眼泪一直流。才40岁的她，已经有了白头发，一米六的身高不足80斤，面色黝黑，一对大眼珠子深陷在眼眶里。
她的拇指指尖在瘪瘪的肚子上摩挲，泪水滚落下来，“如果还是怀不上，我可能真会跟他提离婚。”（为保护隐私，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