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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学城，外来工正在车间工作。邱伟荣 摄
“民工潮”、“民工荒”是春节前后见报频率最高的词汇。如今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外来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形象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农民工的旧有认知，以往皮肤黝黑、粗手粗脚的民工形象渐渐被越来越多的时尚新农村青年所代替，他们持手机、爱上网，与他们的父兄相比，80后民工思想言行更具个性化。因为80后农民工较少务农经验，维权意识更强，平均文化水平较高，他们更注重自我发展，渴望融入城市。
文/本报记者 周祚、周磊、雷燕
不喜欢呆在农村
想到城市看一看
人物：万小杰 18岁 四川人
万小杰，四川青义镇人，他不是第一代四川外出务工人员，他的长辈中有人上世纪90年代就在广东打工谋生，在他们村子里，老一辈的民工都在外面赚了钱后回到家乡，如今，稚气的他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离开家乡，来到传说遍地机会的广东。在2008年春节后，刚刚高中毕业，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出外打工，用陌生、兴奋和戒备的眼神打量着城市的一切。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杰没有务过一天农，据他介绍，家里早就没有地了，因为是独生子，家里一直供他上学，希望他考上大学，这次是他读不下去才出来的。
“我不想干了，想回家。”来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小杰说。他每天要在工地工作近10个小时，但收入还不到1000元。“累死了，赚的钱不够买一台手机。工地上的饭菜也吃不下，比我在家乡的生活差太多了。”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网吧上网和家乡的朋友在QQ里聊会天。来广州几天，他还没时间逛过街，除了工作就是睡觉。80后的小杰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人生，虽然年轻，但是他透露出想在大城市构建自己事业的雄心，不过目前他谈到现在的心态时表示不喜欢农村，想到大城市看一看。
学英语考文凭 技术比钱重要
人物：杨群 24岁 湖南人
1999年，杨群在老乡的介绍下从湖南常德老家来到中山的一间鞋厂，成为一名车间质检员。“第一次拿到700元工资时好兴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但随之而来的工作压力却是杨群从未遭遇过的。由于工厂的鞋全都是出口鞋，工作时经常需要看懂英文，这让连中专文凭都没有的杨群买来了高中英语课本和电子英语词典，每天上班一有空就自学。
2003年，在同在广东打工的男友的支持下，杨群毅然辞去工作，花了近2万元去进修1年英语。“今年4月，我就可以拿到中大英语专业的自考文凭了。”杨群还考虑继续自考研究生。当初一起来广东的姐妹有的仍在鞋厂车间做着重复的工作，而杨群已跳了好几次槽。每次跳槽，她最看重的并不是工资而是能不能让自己学到技术。如今杨群已经成为公司开发部门的主管，月薪升到5000多元。虽然在老家买了房子，但杨群一直在老家与东莞之间犹豫着。她明白，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去像父辈那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开发廊当老板 城里买房安家
人物：李大志 28岁 湖南人
2008年春节过后，李大志在广州已住满5年。李大志说他希望把家安在广州，做个完完全全的都市人，不再需要每年春节去挤回乡的火车，因为在这里不光有他的工作，也有了他的爱人，还有可以陪他解闷的朋友。李大志说他的月薪超过3000元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在广州买房的“野心”。
在广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李大志递上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他的英文名“Carl-Lee”，“还是叫我大志好了。”李大志说做美容美发的人都会有英文名，现在找他剪头发的人需要预约。“与其说留在广州是一种权利，不如说留在广州更看重能力。”4年前一位客人给李大志说过的这句话让他铭记至今。现在李大志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新年，李大志说他已经开始着手和几个朋友合资在广州开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工字不出头，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记者调查
他们不喜欢被人叫做“农民工”
万小杰、杨群、李大志等人来自民工最多的四川、湖南、河南等地。他们的个案鲜明地体现着时代的特征。他们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样本意义。他们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农民工，他们表达了更强烈地融入城市的愿望。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奋斗。
调查发现，80后农民工的想法更复杂，他们不满足于只从事低层次的劳动工种，渴望融入城市，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的新特征。国内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教授蔡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民工首先是说其户籍仍然在农村，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了，一些农民就开始进入城市打工，这些人就被称为农民工。以出生年份在1980年前后为界，把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蔡禾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农民工经历了独特的时代背景，首先农村已经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力从土地上被释放出来，然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户口的80后有近四成并没有务过农，而是进入了学校。
文化水平普遍比第一代高
80后农民工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负担轻，且绝大多数未婚，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很多人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出来打工。广州市南方人才市场的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关心的不仅是工资，还看招工企业效益怎样、管理如何、具体岗位职责如何等，他们更注重企业和自己的发展潜力。他们的维权意识很强，加上相对文化层次较高，懂得维权。”
第二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强
80后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权益受到侵害，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忍气吞声，会主动找相关职能部门维权。
第一代农民工万春水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年轻时和工友们曾被冤枉偷东西，被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天一夜，受到歧视，被威胁要送到收容站。当时他忍了下来，而一些工友后来经不住惊吓回老家了。近年来，他的一些年轻工友就经常为了工资的事情和资方据理力争，有的甚至闹到法院。“后生可畏啊!我们没文化，迟早要被淘汰了。”老万谈起这些，显得相当感慨。
此外，在消费结构上，80后农民工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在文化消费和娱乐消费上的支出更多，而挣钱寄回家的比例却更低等。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希望迁移自己的户口到城市，但是却不愿意放弃家乡的土地；而年龄越小的农民工，愿意放弃家乡的土地，在异乡创业居住，却对迁移户口不感兴趣。调查数据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迁移意愿排名前三的城市依次是深圳、珠海和广州。
不在乎户籍 渴望融入城市
80后的农民工不愿意接受“民工”这个稍带有轻视意味的称谓。在拥有更高素质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后，他们成为建设城市的主力军。尽管仍有大量的低级从业人员，但是80后农民工的构成已经更加广泛，他们已经不局限于只从事泥水匠之类的领域，他们有的成为白领、有的成为老板，他们改变了人们传统中的民工形象。经济地位提高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各个城市纷纷发起废除“民工”提法、提升民工地位的做法。首先要称谓，许多城市都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称呼他们，或者冠以“新×城人”的美称。
在城里找不到归属感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80后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远远超过了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到城市务工是阶段性的，一旦赚了钱又回到当地当农民，但80后农民工显然更想融入城市。
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成为市民，留在城市中生活。第二代农民工中有46.21％是“留城者”，而第一代农民工只占18.09％。但是80后的农民工在城市里仍有找不到家的感觉，2008年的春运留给国人难忘的记忆。数十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的画面仍残留在人们脑海中，究竟是什么使得大量的农民工兄弟明知前路艰辛仍要回家呢？
由于民工户籍在农村，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到市民应该享受的各种城市公共设施和福利。其次，第二代农民工失业率仍偏高。以总数达2亿的农民工来计算，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大量的农民工知识水平仍然较低。目前，农民工普遍缺乏劳动就业培训机会，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十分突出。
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既反映了农民工对低收入状况的不满，也折射出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短缺问题。许多农民工甚至是频繁失业，做几个月的散工更是家常便饭。高失业率导致高流动性，流走于城市之间，永远居无定所，这也是导致民工无法融入都市的一个主要原因。
返乡创业潮
渐渐见雏形
“民工潮”兴起于改革开放初。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一方面似乎是永远汹涌的“民工潮”，另一方面民工开始回流。2007年，湖南劳务输出达109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30％，近年，湖南各地纷纷对回乡创业者制订优惠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和金融服务力度，提倡和鼓励“劳务湘军”回乡创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南全省已有约30万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创办“回流型”企业3.3万多个，吸纳近120万农村劳动力。
我们发现，80后农民工的生活逐渐被城市化，他们在穿着、饮食习惯、价值观念、谈吐、思维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的孩子接近，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强，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完善进城配套政策等已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许许多多像万春水一样的老民工回乡后一去不还。取而代之的是小杰这样的年轻娃子。他们有文化，有想法，更加的不安分。这些80后民工的精彩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结果，那就是外出、赚钱、回乡、建房、再出来，已经不是民工们外出打工的唯一选择。人生的路，在农民工的脚下，越走越宽。
责编：鲁红
来源：广州日报
